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前言

清王朝对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所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这就表明它决心顽固到底，对于温和的改良的要求也不能容忍。

紧接着两年之后，清王朝又狡猾地利用了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义和团起义，借以排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而当帝国主义侵略联军打进来的时候，又无耻地出卖了起义的农民，在农民的血泊当中，实行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这就表明清王朝乃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工具，为虎作伥的祸首。

可是，谴责小说也有严重的缺点。鲁迅先生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尖锐地批判道：“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他批判《官场现形记》道：“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又批判《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道：“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

鲁迅先生所指摘的两点，一是不近情理、违反真实的过份夸张的描写；一是大量堆积、不加剪裁的千篇一律的题材，这些都是创作方法上的缺点，是同作家们政治思想的错误相联系的。

谴责小说的作者们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改良主义的本质是反动的。中国的改良主义尤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在当时的条件下，改良派的变法运动还有进步意义。义和团起义之后，条件变化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了，改良派日益丧失了进步意义，反动的本质日益暴露出来。他们对封建制度有所不满，但依恋仍深，对帝国主义有一些“敌忾之心”，但幻想亦多。他们最害怕的还是人民群众，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进行的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斗争，始终反对。这样，他们就自陷于矛盾之中：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惟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

本书所写的二十多年，恰好是一个段落，改良派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地进行了改良的活动；同盟会成立以后，历史已是属于革命派的了。但本书实际写作时间，是在这二十多年的最末尾。那时，改良的希望早已破灭，新的革命高潮正在迅速到来，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是命在旦夕，无药可医。

“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第一回）他把一切黑暗和丑恶的现象，统称为“怪现状”，表明他已经很难理解这个世界。

这二十多年历史的开端，已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书中没有写到太平天国革命，可是，第四十回吴继之、文述农和“九死一生”三人填词题《金陵图》，不约而同地都写得凄凉哀怨，说什么：“几代笙歌，十年鼙鼓，不堪回首叹雕零。”说什么：“最销魂红羊劫尽，但余一座孤城。”三人词中，充满了“台倾”“馆寂”“鬼啸”“磷青”“荆棘”“铜驼”等类的字样。这些虽然表现了统治阶级对太平天国革命的仇恨和诬蔑，但也反映出伟大的农民起义对于统治阶级的打击的沉重。尽管所谓“同治中兴”大吹大擂，但统治阶级的人们只要一回顾这个曾经是太平天国革命首都的城市的历史，便不自禁其战栗和哀伤，哪里有真正的“中兴”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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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的毒菌，不仅腐蚀了国防力量，而且侵入了统治机构的每一毛孔。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统治者对金钱的无餍的追求。皇朝命在垂危，大小官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中，除了抓紧每一个机会最大量地攫取金钱财货而外，什么也不关心。上自“老佛爷”（慈禧太后）、王爷、中堂、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下至未入流的佐杂小官，宫里的大小太监，官僚的幕客、家丁、差役、马弁、姨太太、小姐、丫鬟、仆妇，全都撕下了各种假面具，赤裸裸地当强盗、骗子、小偷，当乌龟王八、娈童娼妇，只要能够弄到钱，只要能够取得更高的地位去弄更多的钱。而这种追求金钱的大疯狂，归根到底，就是对人民的敲骨吸髓的榨取，就是国家主权、土地、资源的大拍卖。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寄生虫：善棍、赌棍、买办、讼师、江湖劣医、人口贩子、外国“冒险家”，……都是直接间接依附侵略者统治者的，相互勾结，相互竞争，一起来吮吸人民的血汗。“九死一生”说：“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第二回）指的就是这些现象。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描写的范围，较之《官场现形记》稍广，但还是以官场的怪现状为中心线索，其次则涉及于商场和“洋场”。商场和“洋场”的势力，有时竟能左右官场，书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例如第七十五回开始出现的北京一个钱铺掌柜恽洞仙，就是一个相当有神秘性的握有潜势力的人物，周中堂卖官鬻爵都由他经手，实际上周中堂往往受着他的支配，这就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资本”逐渐控制“政治”的现象的萌芽。而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演变的本质意义，所以还只是对于小异大同、千篇一律的官场伎俩，给以正面和反面的总结。书中曾有正面的总结是，“九死一生”对母亲说：“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第五十一回）反面的总结是，卜士仁告诫他的侄孙卜通道：“至于官，是拿钱捐来的，钱多官就大点，钱少官就小点；你要做大官小官，只要问你的钱有多少。至于说是做官的规矩，那不过是叩头、请安、站班，却都要历练出来的，任你在家学得怎么纯熟，初出去的时候，总有点蹑手蹑脚的；等历练得多了，自然纯熟了。这是外面的话。至于骨子里头，第一个秘诀是要巴结：只要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不要说做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一般的，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一闻的了。”（第九十九回）全书所记“怪现状”，粗略计算，约一百八十九件，看了这两段总结，的确可以得其精要了。

除了苟才而外，本书还比较集中地写了另一个反面人物——“九死一生”的伯父子仁，纯用“侧笔”，钩画出一个同苟才相差无几的形象，特别突出他对家庭骨肉的凉薄无情，对孤侄寡娣的侵吞诈骗。实际上，这不过就是金钱的势力撕下了家族关系上面温情脉脉的纱幕之后，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现象。

... 可是，在日益失去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的指导之下，并不能够创造出真正鲜明有力的正面形象来。

作者写不出真正的正面人物，因此，对于当时中国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也就不可能提出正确的答案。怎样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呢？书中正面人物之一王伯述说，只要上下齐心协力，认真办事，节省虚糜，认真建设国防就行。（第二十二回）多么微弱的声音！第六十七回写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第八十一回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驻重庆的领事，还把他们写成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官吏的压迫，为中国人民请命的样子，可见幻想还是多么大！怎样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呢？“九死一生”对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很赞美，认为吴继之之所以能身在官场而独不卑污苟贱，就因为他家里收的田租多，永远得不到差使也有的是钱用，用不着卑污苟贱地去弄钱。（第五十一回）王伯述认为，改造政治要从改造读书人着手，改造读书人的方案只是请政府设立各种讲求“实学”的专门学校，以及宣传推广种种讲“新学”的书，有“实学”知“新学”的读书人将来出来做官，政治就会好起来。这里面，连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某些温和的修正都没有提到。

可是，交代并未明白，翻身就走也走不掉，我们随后发现作者并不是在什么“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而仍然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还写了许多小说。《上海游骖录》写于本书之后不过几年，在那里，作者就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攻击的对象。作者在那部小说的跋文里说道：

今日之社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以改良革新者也。意见所及，因以小说一体畅言之。

本书作者吴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来改字□人。他是广东南海县人，因为住在佛山镇，所以别号我佛山人。三十几岁时到上海，常为报纸撰写小品文字。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创刊《新小说》，他才应约开始写长篇小说，先后发表《痛史》、《九命奇冤》、《电术奇谈》和这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他去过日本，为时不久。他曾任汉口《楚报》的主笔，该报是英国人办的，一九〇四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华工禁约”问题发生，他闻讯愤然辞职，参加了这个爱国运动。他在上海，为《绣像小说》写《瞎骗奇闻》。李宝嘉写《活地狱》未成而死，他为之续写。一九〇六年和周桂笙等创办《月月小说》，自任主笔，发表《劫余灰》、《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一九〇七年，主持广志小学，因为全力办学校，这一时期作品不多。一九〇七年，作《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名《最近社会龌龊史》），发表于《时务报》。一九一〇年九月，以痰喘病卒于上海，年四十五岁（一八六六——一九一〇）。他一生所作小说，据统计，达三十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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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芜 19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