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世界
境遇、苦痛、愤怒、要求
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不少人知道毛主席有个美国老朋友叫韩丁，写过一本详细描述山西一个小村子土地改革过程的《翻身》
极端仇视中国人民和革命的比利时传教士版(雷震远神父《内在的敌人》，强烈推荐大家放狗搜索来读一读)，
杰克·贝尔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个二战期间的知名战地记者，报道过抗战(1941、1942)、美英中在缅甸的失利(1942)、盟军的北非作战(1943)和登陆法国(1944)等战事，于 1946年底再次来到中国，全程目睹了中国内战并写出了《中国震撼世界》这本书。
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满不在乎地说， “日本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省长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我们恨不得吃他的肝，喝他的血！ ”)
前言
要完全改变中国超过二千年的几乎原封不动的生活方式。
1946 内战爆发
他密令特务残酷暗杀组成一个委员会的十二位教授(这些中国救授，有几位是美国留学归来的，当时正
由于没有别的消息从中国传来，人们很难相信共产党能够项得住，更不用说打赢战争了。接着，到了一九四六年年中，朋友们开始来信谈到华北出现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局势，这种局势后来导致蒋介石节节失败和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7 来到中国
塘沽--》 天津 --》 北平
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我曾经目睹上万名北平学生，不畏军警的棍棒殴打，上街游行，高呼“坚决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割华北”等口号 。现在，在一九四六年底，就在这同一的古老城墙下，我又看到新一代的中国学生，显然继承着他们前辈的政治和精神传统，再次举起当年的民族主义旗帜上街游行，这次喊的口号是：“美国兵滚回去，我们要自由！打倒美帝国主义！”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❶ 的美国军官们更是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的办公处设在用洛克斐勒基金创办的协和医学院里，他们工作得如此狂热，以致对此感到钦佩的中国学者们很快就给执行部起了个外号，叫“万睡上校官”。
中国有句谚语说：“台上互相敬酒祝福，台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去解放区
“联总 ”在华人员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南斯拉夫、法国、奥地利等二十几个国籍，他们无不对蒋介石政府在 “联总 ”物资上营私舞弊的行为感到惊骇。然而更使我在 “联总 ”的朋友们气愤的，是美国政府如此纵容蒋介石，任他肆无忌惮地处置 “联总 ”的物资，而这些物资是五十二个国家的人民捐赠的，其目的在于减轻饱受战祸的人们之困苦。
因此当他们看到，一列车一列车的粮食经过一千英里的路程运到内地，本来是为救济中国饥饿的农民用的，岂料军人们又把这些粮食用车载船运经过一千英里倒运回来，在黑市上售卖时，他们倍加感到痛心疾首
经历了几桩小小的冒险之后，我到了沧县，这是国民党在华北这一带据守的最后一个城市。乔治 ·巴克莱的年轻美国人，他正要把三卡车的廉价病床运交给共产党。
进入解放区
我们行驶了十英里——十五英里——二十英里，没有看到一个共产党、一个军人或一条枪，到了黄昏，田野慢慢灰暗下来，刮起了阵阵冷风。大气里象有一匹被缚住的野兽在咆哮。天地之间隆隆作响，似乎随时都可能雷声大作
我们出发了。骡车缓慢地走了一段路，轮子就陷入雪窝里，车身咯吱咯吱地响，骡子打着滑，累得直喘气。车把式不停地响鞭子，一左一右地猛抽在骡子身上，那骡子使尽全力才把车拉出雪窝。
吃地主的肉
阜东县
过还比不上咱在抗战前的那头骡子。那头呀，爬山像头虎，涉水像条龙，你信不？”他对着护送人说：“它飞奔起来，真叫你气都喘不过来，一天能跑一百五十里，不止一回，有那么十几回啦。只是有一条，吃得太多。喂它吃草料时，好家伙，就像侍候一个火车头。多棒的骡子啊！它死时，咱都不忍吃它的肉，而是像人死了一样把它葬了。你想想，那骡子活了十七年呢。那身子骨呀，喝！”
这一带有个柿子沟村，那里有个地主叫穆世安。那里一百多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人被杀。他看到鬼子得势，便强迫我们几千人背石头给鬼子修碉堡。碉堡的每块石头上都染着我们的血呀。碉堡地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他男人的头。这碉堡是狗地主强迫大伙儿磨破手流着血修起来的。那颗人头血淋淋的，眼睛被抠出来了。三花一看就疯了。她爬呀爬，想爬上去取那人头，被大伙儿拉住送回家了。那天夜里下了大雨，人头掉在路上。天明鸡叫后，三花出门来到街上 ，看到男人的头，捧回家去。她把人头抱在怀里，躺在炕上三天三夜，又是亲又是摸，好像她男人还活着一般。她凶得像一头母老虎，又像一头下了仔的母狗，谁都不能挨近她跟前。我们说什么她都不听，一直紧紧抱着那颗血淋淋的人头，一刻也不松手。”我喊道：‘别往死里打，要留活的开大会。’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拉开，但还是有一个妇女从村里一直跟到野地里，不断抓穆世安的脸。 政府宣布要处决汉奸穆世安，参加大会的有两万人穆世安一被押上台，就有十个人朝他冲来。一个人喊道：‘你杀了我儿子。’另一个人把他推开，说；‘别跟他废话，揍他狗日的！’众人齐呼：‘对，不用跟他多说，揍他狗日的！’人们开始往台上跑。
“第一批就有七、八个人揍他，跑上台来的人越来越多，有拿剪刀的，有拿刀的，朝他身上乱扎。我在台下，只听人们呼喊：‘别把他打死了，我们还没轮到呢！’我被人群推呀挤的往前靠，哎呀，真是……”我忘不了三花那天的模样。她走了三十里路来参加大会，头一天半夜里走着来的。她早先是个大门不敢出的羞羞答答的小媳妇。一个男孩儿用梭标在他尸体上连戳了十八下，边戳边喊： ‘你砍了我爹十八刀，我也戳你十八枪。’
“穆世安害死了一百多条人命，现在杀了他一个，这有啥残酷？我自己是不愿杀人的。不过你怎么能怪咱那些老乡呢？咱只杀了他一人，他家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活着。这也叫残酷？不说是什么世道！”
旅伴
整个华北平原就像是个一望无际的大花园，麦浪滚滚，绿树丛丛，千百万人民生息在这片大地上。
一百 多个老乡跑出来看我这个“洋鬼子”坐“汽车”。这是难得的瞧热闹的机会，大家看得十分带劲儿
我这位旅伴七年前是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九四〇年，他跟着一百多个青年同伴潜逃到游击区来。一路上，白天在麦地里藏身，夜间偷偷穿越田野，好容易来到太行山。当他第一次看到穿中国军装的人时，不禁高兴得热泪盈眶。但紧接着日本人进山扫荡，实行 “三光”政策。几乎全部房屋被烧毁、牲畜被宰光，粮食被抢空。生活变得极端困苦，他常常产生跑回北平去的念头。他总算熬过来了，如今被派下乡从事政治工作。
“这里的生活苦哇， ”他沉思地说， “我们没有精力谈情说爱。最糟糕的是没有漂亮的姑娘。你找不到漂亮的女人干革命工作的。 ”他的话音带有一点情绪。他讥讽地说：“到处是小脚女人。”
下午我们到了邯郸，这是座落在现已不通车的平汉铁路线上的一个有四万人口的城市，也是我离开国民党统治区以来所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城市
任琪有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后来我逐渐与她相熟，对她颇为钦佩。 据她介绍，南开是个“贵族”学校，她在那里为那些有钱有势的少爷小组看不起，很难找到朋友。学校中缺乏自由空气，三青团特务看到谁读进步书报，抡起棍挥手枪就打人，任琪对此非常气愤。
便在抗战第四年投奔延安。到延安后，她学习英文，现在英语讲得不错，只是慢一些。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轻工程师。此人已经娶了英国老婆，并且生了孩子，但是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他抛下了妻子，奔回中国，参加了共产党。任琪很同情这位工程师，对他一见钟情。
我发现只要通过军区或政委的渠道办事，就可以享有意想不到的自由去参观并调查边区的任何东西。 只有当我脱离共产党的渠道，落到非党人士，即所谓进步学生——特别是能说英语的沙文主义学生——手里的时候，才会遇到麻烦。
中国的一位政治委员
也许是冶陶地处偏僻山区的缘故，所以司令部的官员们具有别处所没有的安全感吧。且不管原因何在，将军们和行政大员们倒确是如同普通土兵和农民一样，随意在街上走动，根本不需护卫。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开各种会议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在闲暇时，也可看到他们坐在石头城墙上，俯瞰山乡池水，与老乡们促膝闲谈。正是这些身着粗布军服、不拘礼仪的人们，也正是在这太行山区，指挥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正是他们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这是当前与蒋介石军队进行战斗的一个主要战场。我意识到，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内，可能就在这里决定战争的胜负。我决心尽量多了解一些这里的情况。
我目睹了蒋介石军队濒临彻底崩溃的惨景——士兵们弃械而散，军官们置部下于不顾，利用一切能抢到手的交通工具，向后方逃窜。
我目睹了蒋介石军队濒临彻底崩溃的惨景——士兵们弃械而散，军官们置部下于不顾，利用一切能抢到手的交通工具，向后方逃窜。
薄一波
不过我从道听途说之中了解一些有关他的情况。他过去是个作家，曾多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有不少国民党的大学教授对他十分器重。这些传说是否真实，我不能肯定。但我可以说，他待人热情周到，思想清晰，度量非常宽宏。在边区政府一些较急性子的官员当中，他确是一位杰出人 物。
八年共产党是如何生存并壮大下来的？ 巍巍太行。可是(防御者)只要控制这些山脉的一小部分，就往往能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 首先，边区据有冀南平原这一中国最大的产棉区，全国百分之三十六的棉花就出产在这一地区，因此人人不愁没衣穿。
- “其次，太行和太岳山区小麦、小米和高梁丰产有余。同时还有丰富的煤、铁和硫磺等有用的矿产，足够目前的需要。
- “另外，这里还有一亿多亩耕地。养活三千万人口，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边区最大的城市是济宁，有十四万人口。此外还有八、九个四、五万人口的城市。
“边区人口分为两大类型，山里人和平原人。山里人也就是山西人，外号 ‘牛皮灯笼’，意思是说，外面黑，心里亮。二千年来，他们一向以勤奋俭朴，吃苦耐劳而著称。从外表看来，他们胆小怕事，温顺腼腆。过去外地人都瞧不起他们，轻蔑地称他们为‘老西儿’。
“其实他们一点也不胆小。他们擅长经商，极有远见，遇事不是光图眼前一两年，而是为一辈子着想。自明朝以来五百年间，山西帮控制了中国各地的钱庄银号。孔祥熙博士便是当今的一个代表。
“八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仅勤奋俭朴，而且外表和内心都变得骁勇强悍了。
“第二种类型的人是冀南、山东和河南一带的平原人。他们与山里人截然不同，体格健壮，勇猛好斗。他们的历史是一部流血斗争、起义反抗的历史。二千年来，他们前仆后继地起来反抗本国和外国的压迫者。有一句古话说：‘揭竿而起’。还有句古语是：‘临危不惧，巧于为战，宁死不屈’。用这几句话来刻画他们是十分贴切的。他们随时准备拿起木棒、石块以及其它任何武器起来造反 ，推翻官府。
“过去他们起来造反，大多出于一种复仇的义气，而缺乏远大的目标。由于他们天性勇猛，并具有争取独立的精神，要发动他们起来抗日并不困难，但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却远非易事。所以我们还得教导他们，光会杀敌是不够的。在八年的岁月里，我们不仅教他们打仗，这一点他们并不外行，并且教他们如何打得有成效。还教他们在夺取了农村的政权后，如何去巩固它。
“由于具备了以上这些条件 ——地处战略要冲、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及三千万英勇善战的人民，整个内战的胜败就将取决于我们这个边区及其侧翼鲁东地区的形势变化。
“如果我们能阻止蒋介石入侵这一地区，那么我们就能在内蒙和东北建立根据地，从而具有一个安全的大后方。即使蒋介石像日本人那样打进来，我们撤入坚不可摧的太行和太岳山区，照样能维护晋冀鲁豫边区的独立。”
他又重复了一遍： “谢天谢地，自然环境对我们有利。平原和山区可以互为利用，平原为山区生产小麦，山区则为平原提供其所缺少的产品，同时拱卫平原的安全。”
第十节建立根据地
到一九三八年，除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之外，日本人在华北几乎荡平了所有正规部队的抵抗。
“除了八路军以外，当时在华北也还有其他的抗日武装。一九三七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开始向黄河撤退时，那些隐藏多年并与上级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的地下共产党员们，捡起败兵遗弃的武器，站出来进行公开活动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党员 拿起武器，脱掉长衫，短装上阵，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律不准撤过黄河。
“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跟我走了。一九三七年夏天，我率领五个学生纵队上了太行山和太岳山。每一个纵队都由一名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这些党员都是刚从蒋介石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
第十一节组织抗战
建立抗日阵线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以区区六千人的部队，面对不论兵力和火力都比自己大十五倍的强敌，看来刘伯承几乎处于绝境。从理论上讲，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但倘若刘伯承贸然向日军发动进攻，那无异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如果他退守山区，保存实力，那么敌军就可在平原巩固所占地盘，招募伪军充当守备部队，然后从容不迫地进山追剿。又假如他把正规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各路民军中去，那他必然丧失手中唯一的攻击力量，破坏他所指挥的队伍中唯一的主力部队的统一。把经过专门训练的战土与普通老百姓的乌合之众混为一体，等于把血稀释在水里，他就得冒降低士气和破坏老红军优良传统的风险。
刘伯承还是选择了最后这条路。
但刘伯承的部下却不是一般的兵。多年以前，当他们在各自的家乡举行暴动，反抗地主的压迫之时，这些以往的贫雇农便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从此，他们逐渐习惯于自己决定如何行动。他们虽然容貌粗陋，却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当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已是久经沙场的英雄好汉；在那内战的艰苦岁月里，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极不利的形势下，他们曾身经百战。现在，又把他们撒出去，远离 上级的指导，让他们独立工作。
如果刘伯承的队伍想在高山峻岭中寻找藏身之所，太行山本是最安全的地方；可是他们却下了太行山，开进华北平原。平原地区适合于大兵团作战，而不利于开展游击战。部队以营、连为单位，绕过邯郸向东行进。他们跨过冀南尘土飞扬的原野，穿过日军封锁线，绕过像岗哨一样座落在铁路沿线的城镇。晚上留宿在荒村茅舍，甚至露宿荒野。
村里的老百姓看到愿意打日本的中国军队都很惊讶，他们过去所见到的中国军队每每一遇日本侵略军就逃之夭夭。
沿途各处，他们留下了部分连、排、班的战土在当地组织游击战。从区区六千人发展成为十万野战军。同时，地方武装也保持在十万人左右。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正规部队好比是骨干，游击队如同筋络，民兵就像是皮肉。三者结合起来，组成他们军事力量的整体。
一九四一年，从四个省选出的五百名代表，经过几个星期的长途跋涉，穿越日军封锁线，聚会于太行山区，成立了边区政府。边区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法律、货币、税收制度，还设立了管辖一百多个县的行政机构。边区政府的建立，是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高峰。
但是，正由于共产党势力如此惊人地发展起来，由于他们对日军交通线的勇敢袭击，不久就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因难。日军在自己所占领的后方地区，出乎意料地遭到抵抗，大为震惊，于是立即掉过头来，以三十六个师的兵力杀回华北，决心拔除自己后方的心腹之患。
第十二节杀光，烧光，抢光！
在历时四年的战争中，日本人也学到了不少中国人的战术。现在他们又采取了一套新的战术以对付来自曾经一度是其后方，而如今已变成其主要前线的威胁。
日本人的战术可谓五花入门，在此我略举一例——“铁壁合围战术”。就是把中国人围困在一个狭小的区域之内，日军可随时进行纵横扫荡，围歼抗日武装。
日军以城市作为“铁壁”的门锁，并沿铁道和公路修筑互相连通的封锁沟，沟宽两丈，深如护城河。
封锁墙筑好之后，日军又在铁路之间修筑了公路，沿公路建了许多碉堡，然后进行分片合围，把封锁区像切豆腐一般分割成小块。到最后，简直就找不到一块超过二十里长，可供抗日武装活动的地方。
尽管如此，日本军队仍然消灭不了抗日武装。于是，在一九四一年冬和一九四二年春，他们提出“杀光，烧光，抢光”的口号，开始了见人就杀，见物便烧的大扫荡。
情报人员和地下工作人员组成了抗战的第一线。日军出动扫荡时，中国人总是事先得到情报。中国军队立即撤离日军要去的地区，并乘日军外离之际，袭击敌人的铁路和碉堡。所以双方实际上并未交火，只不过相互交换了一下位置而已。日军在所进攻的地区找不到抗日武装，却得悉他们刚刚离去的据点正遭到游击队的袭击，只好收兵回营解围。等他们回到老巢时，游击队早已远走高飞了。
如果敌人进攻山区，民兵就在每一座山头上严阵以待；如果敌人进攻平原地区，民兵就打地道战。
日本人一来，到处都遭到伏兵的狙击。这些承担狙击任务的战土绝不是胡乱放枪，他们都是从民兵队伍中挑选出来的神枪手。一遭到这样的伏击，日军就龟缩作一团。一听到哪个山头有枪声，他们就叫嚷：“八路在那里！”可是当他们扛着迫击炮和辎重爬上那个山头时，却连个人影也没见着。他们又继续向前开进，不料从另一个山头又有人向他们开枪，于是又爬上另一个山头搜索，结果仍然扑空。
就这样一连折腾了好几次，什么也没有发现，于是他们就以为万事大吉，撤回了斥候，加速向前开进。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早已埋伏好的八路军正规部队突然向日军发起强大进攻，出其不意地给敌以重创。另外，如果日军试图进入山区，还会踩响埋在山坡各处的土地雷。如果日军兵力甚强，民兵就避免与敌人正面遭遇，只是进行狙击。但若发现掉队的小股敌人，民兵就以鸟铳、土炮以及手中的各种武器，予以迎头痛击。这种战术打得敌人狼狈不堪。不出一个星期，日军就被搞得粮尽弹绝，只好收兵回巢。老乡们又重返家园，取出埋藏在地下的粮食，准备对付敌人下次扫荡。
这种名为 “坚壁清野 ”的消耗战，只有在广大群众的全力配合之下才能进行。这种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是罕见的，在中国农村也不多见。但在中国某些地区，特别是山区，群众配合之密切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沁源的例子，全县没有一个汉奸。由于没有力量与拥有重武器的日军正面交战，群众决定对敌占的县城，布下包围圈，切断敌人的供应线。（日军出了两个团） 就这样，日军在运水、打柴、放哨以至上厕所时，都可能遭到游击队的袭击，每天又要损失十来个兵员。日军终于无法支持，只好撤出沁源。
共产党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生存下去，归因于他们对群众和伪军所做的大量工作。
在平原上，游击队往往在日军出动前四个小时就得到了情报。在日军每次大扫荡之前，伪军都会给游击队通风报信。
日军进攻游击村时，总是命令伪 军打头阵，伪军就对空放枪，虚张声势地喊叫：“八路在哪儿？”这就使游击队有充裕的时间撤走。
第十三节饥荒，蝗害，破除迷信
妇女互相交换亲生的婴儿，说，“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当一个人快死时，先替自己掘一个坑，然后爬进坑里坐以待毙，并央告邻人在他咽气后替他添上几坏黄土，到后来，连掩埋死尸的人也找不到了，因为村里人不是饿死了，也是饿得无力铲土了。人们起先是卖儿卖女，后来连老婆也卖了。侥幸活下来的人，体质日益孱弱，即使万幸降了雨水，也没有气力耕耘播种了。真是一连串的灾祸。
在与敌占区接界的无人地带内，更是鸡犬灭迹，牲畜绝种。全家自杀的惨案时有发生，往往是丈夫先将自己的父母妻子活埋，然后再自杀。这样的悲惨情景，在解放区或后方是见不到的，但在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交界的游击区，却是屡见不鲜。
为了减轻重灾区的负担，边区政府向新垦区迁移了十万人口。每隔三十里设立一个接待站，收容成百上千的灾民。人们肩挑背负着坛坛罐罐、粮食杂物，背井离乡，满腹悲痛凄苦，一路哀泣涕零。可是除此之外，哪里还有活路呢？
在旱灾煎熬之下，人们对菩萨差不多完全失去了信心，因此并没有人出来保护村里的神像。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是边区以至于整个华北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边区人民之所以能胜利地渡过难关，边区政府和抗日武装没有垮掉，完全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
从在山区发行的报纸所登载的点滴消息中，少数干部认为俄国人坚持不下去了。有个在十年前曾经参加过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团长，竟然开小差叛变投敌了。他是一个经受过各种艰苦环境考验的老党员，谁能料到现在也当了叛徒，这件事使边区的领导大为震惊。倘若其他人也步其后尘，那么华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士气势必瓦解。
清失简政，发展生产。
共产党的道理很简单：通过反抗蒋介石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共产党人认识到，离开了人民群众党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作出决定，党、政府和军队部必须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唯一的出路。
党一方面大力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另一方面严肃地告诉党员干部要克服困难吃树皮，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的指示，带头厉行节约。
然而形势并未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到一九四四年，尽管党中央提出的打败希待勒的口号未能实现，但国际形势开始好转，华北时局亦相应有了转机。
边区抗日战争的第二阶段，是以正规部队的化整为零开始的，这样做使敌人失去了重大的攻击目标，从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当前的第三阶段，则是以正规部队化零为整开始，旨在建立一支强大的战斗部队。
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开展了一次政治教育运动。一九四三年，毛泽东指示全党，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进行一次再教育。这就是整风运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边区四省的党员还对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
不开展整风运动，我们就会上马歇尔停战骗局的当，从而放弃我们的民主制度而屈从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我从与他以及边区其他人士的谈话中了解到，当时举国上下要求和平的愿望非常强烈，共产党很可能受这 种普遍厌战情绪的推动而放下武器，使自己陷于与中国其他民主人士一样的处境，即丧失自由，随时都有被监禁的危险，在政府中没有任何发言权，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俘虏。这样一来，所有的农会组织和地方抗日民主政府都将随之而土崩瓦解。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发展到成年的时期。整风运动教育党员克服主观主义和愚昧无知。它还给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敢不敢去夺取胜利？”
经过整风，我们懂得，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自己的基本方针，并不一定非得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不可。
我在解放区常听到一些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土议论说，苏联把农民变成了国家的奴隶，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
从日本投降前一年半开始，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就在加紧进行大反攻的推备工作。正规部队从原来的七万人扩充到三十万人。民兵也增加到八十万人，原计划是在每一百个居民中发展五个民兵，边区的党组织也如军队一样，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达到近五十万人(全国总计约三百万党员)。
一九四五年秋天，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时，边区军民发起了准备已久的大反攻。
与此同时，苏联背着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与蒋介石签订了同盟条约。
无论如何，即使毛泽东亲自下达命令，他们也决不把边区的主权拱手交给国民党。所有与我谈到这个问题的人，尤其是边区政府中的党外人士，都一致表示，不管毛下达什么命令，他们决心击退来犯的蒋军。
“在三千万农民之中，近二千万群众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百分之八十的人巳摆脱了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束缚。在边区，共产党成为广大农民唯一的领导者。由此产生了一支无敌的力量”
一个政府的诞生
似乎没有人认识到，许多中国人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支持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自己建立的政府。似乎也没有人认识到，蒋介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人民起来反对他压制他本应代表的民主。
最后，我惊讶地得知，我所访问过的那一、二十个区长，几乎全是抗日战争前的中小学教员。日本人侵占华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逃之夭夭了，于是这些教员就把学生、朋友和当地的农民组成抗日团体，这些团体后来就成了地方政权。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他说， “我已四十一岁了。我想，作为历史教授，我比一般人更爱国。你大概知道，代表上层社会的读书人是太少了，国难当头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人能够领导民众。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决计积极地投入抗日战争乃是义不容辞，也可以说势所必然。我这么说，只是让你知道，我，一个中年教授，既非职业军人，也缺乏政治经验，大概是出于爱国心吧，就自动投效蒋介石政府，听从蒋军保定行营的委派，前往冀南发动那些似乎无动于衷的、在我看来也是无知的民众去打游击。
“你可以想见，当我来到蒋军所放弃的游击区一看，心中是多么惊奇，我看到民众自己已经组织起来了好几支队伍。国民党的官儿们跑了，于是人们自己选出了好几个县政府。虽说我是半道插进来的，我在老百姓中还是建立了点威信，一年后，三十个县联合成立冀南行署，我被选为主任。
“可是没过几天，就来了不少蒋介石的特务，有走着来的，也有骑骡子来的。他们逼鹿钟麟撤销冀南行署。鹿钟麟把我叫去解释了他的处境。我 说虽然我很同情你这位省主席，可是我还得坦率告诉你，冀南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日的，我无权撤销。我要是这么干了，老百姓不仅会起来反对你鹿钟麟，也会起来反对我。
“起先他要求我们把当地的游击队改编成保安团。我一听简直气坏了。我极力按捺着怒火对他说： ‘你要是把这些抗日战士改编成省防军，就会破坏他们的爱国性质，挫伤他们的热情。
“然后鹿钟麟又要求把人民组织的抗日团体一律解散，因为它们未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组织。我指出，当时国民党已经跑了，这些团体怎么可能按照国民党的章程组织呢？我就对鹿钟麟说， ‘你这一条是反动的。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
“最后，蒋介石的特务要我们废止减租，废止地方抗日政府所实行的累进税制。这种要求完全是与老百姓为敌的，因此我坚决反对。
“鹿钟麟提出那些要求后，我感到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过日子了。我坚信抗战的正义性，但是自从鹿钟麟提出取缔民众团体以后，我就感到很泄气。我从前满腔热情，现在灰心丧气，万万没有想到，抗战竟是那么难啊。
“有时我也想，对蒋介石的特务退让一下吧，暂时在原则上让一下步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呀，可是我转念一想很吃惊：不对！有多少像我一样的人，满怀爱国热情，一心想做好事，想为老百姓做事，参加了抗战，结果呢，却什么好事也做不成。
“我有点自负，我觉得对有些事决不能委曲求全。我决心要同那班妄图搞垮爱国团体的家伙斗到底。可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感到势孤力单。不远就有一支八路军的部队，可是他们不肯来帮我。我只好独力奋战。一开始我就寡不敌众。一天，日本人在南宫一带发动进攻，我就离开行署去组织附近一个城的民众进行抵抗。鹿钟麟立刻张贴告示，诬称我逃走了，命令撤销行署。他的告示一贴出来，冀南的二百名代表就开了个会，决定反对鹿钟麟的命令。他们举出理由说，你鹿钟麟是蒋介石委任的，我们这些代表可是老百姓委任的，那时蒋介石的人还不知在哪里呢！”
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说： ‘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请你不要抓人。但他根本不理。后来，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青壮年就跑光了，很难找到人去打日本
“接着，石友三的部下搞了一种十分混账的税收制度。连棺材也一律要上税，老百姓晾在房顶上的菜要上税，把牛牵进城要上税。政府办庆典要强迫老百姓送礼。抓来的壮丁要是跑了，就罚他隶属的村子一百套衣服，以赔偿他穿走的军服。
“老百姓跑来求我作主，可是我无能为力。我觉得十分愧对老百姓，但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有时觉得在附近打游击的八路军太宽容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活着对谁也没有用处，又惭愧又懊恼，心中翻腾不已。我感到局势越来越险恶，可又无力去扭转。
“突然，老百姓自己行动起来了。起先他们揍了鹿钟麟所派的几个县长，接着又揍了石友三手下抓丁的人。石友三派了一名代表来见我，责令我管束老百姓的 “无法无天”的行为。我回答说：‘要不是你们把老百姓压迫得这么厉害，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干。责任全在你们。’
“因为当地的游击队给农民撑腰，石友三就向游击队发动了进攻。他想先把游击队消灭，再制服老百姓。由于游击队和附近一个营的八路军关系很好，所以游击队敢于还击。于是石友三只好去打这一营的八路军。就是这样也还没有引起一场大战 ，因为八路军还是一让再让，老实说有时候我对他们很气恼哩。”
“只是在发现了日本军官穿着石友三部队的军服出入于石友三的司令部之后，才大打了起来。原来石友三当了汉奸，对汉奸就不能客气。这一打，石友三就逃到黄河以南，后来叫国民党给枪毙了。蒋介石委任的省主席鹿钟麟一看没有了军事靠山，也开溜了。鹿钟麟一跑，他的政府也就如鸟兽散，我们的行署便成了冀南唯一的政权。
“我开始时的自负，后来的无能，国民党企图消灭民众组织的横暴行为，人民激烈的反抗……这一连串的事情，给我上了一堂意义深长的课，多么生动，一针见血，而又惊心动魄呵！可以说，这使我的思想产生了大转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切到底说明什么？……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反复这样问自己，感到非常茫然。这些曾使我苦恼、使我惶惑的问题渐渐弄清楚了。我体会到光是联合抗日分子是不够的，我明白了我还必须与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这个当先生的人，在中年的时候从人民那里学到了这一课，人民成了我的先生，我是他们的学生。我一生中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知识的真正源泉存在于人民的愿望和需要中，或者可以说，存在于人民的心目里。我应当做人民的勤务员。”
杨秀峰停顿了一下，我分明地注意到，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脸上，掠过一种不胜感慨的神情。
边区的官员
不过，这个纲领的关键之处在于武装民众。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被武装起来，在今日的内战中仍然掌握着武器。可以说，这是他们民主自由的最可靠的保障。将来打败蒋介石以 后，是否还允许民众拥有武装，那就不得而知了。
农村中的民主
农村的选举办法形形色色，有时简直很滑稽。可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还是统统进行了选举。
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
赵树理
赵树理对活下去已不抱希望，他继续吃饼，日渐虚弱，但是什么话也不说。他那漠然处之的态度使土匪也感到惊奇。他们觉得犯不上把这种绝望的人杀掉。有一天，当他们转移巢穴的时候，就把他放了。
蒋介石溃兵的掳掠行为，吓得人们不敢回家。
// 边区社会
国民党逼死人的捐税
一九四一年夏秋两季，我走过河南、河北两省，从黄河走到长江，目睹了本书前面某一章所描述的那场大饥荒的开始。每天走在路上，但见原野空旷，土地荒芜，十室九空，残破不堪，十分凄凉。当时许多地方的旱情并不很严重，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土地会如此荒废。农民告诉我，他们背井离乡去逃荒，是因为国民党税吏、蒋军粮秣官横征暴敛，田赋超过了实际的产量。既然全部劳动果实都要被抢走，交不出捐税还要挨打坐牢，谁还种地呢？
我常常感到纳闷，这些农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冲进城去，打开粮仓，把军人用枪、税吏用秤从他们那里抢走的粮食拿回来呢！他们并非麻木不仁，他们并不想死；既然横竖是死，为什么不起来斗争，反抗那些封建统治者呢？事实上他们还是反抗了。一九四二年，日军打到豫北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配合民族敌人攻击汤恩伯的部队。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为什么不这么干呢？难道日军会比蒋军更坏吗？
即使在蒋介石政权的所谓黄金时代，即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据官方材料，中国农民必须交纳的五花八门的捐税，也有一百八十八种之多。一九三二年，据说是蒋介石实现大治之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多数地区的田赋也比美国高三倍。
兵捐。军官们派五斤面，地方官和豪绅就加到八斤；派五斤草就加到十斤；派四辆车就加到十五辆；派六十个民夫就加到九十个，派一千块钱就加到一千五百块，等等。因此，战争永远是地方官发财的捷径。
解放区的税制
令人有些难以置信的是，可以看到妇女和儿童经过簸筛把最饱满的粮食交给政府。有些人家把邻居请来鉴定自己要交到村公所去的粮食，如果邻居说粮食的成色还不够好，他们就再簸筛一遍。如果你觉得这是难以相信的，那么你应当知道，农民懂得这些粮食不会落入城里商人或贪官的手里，而是送给自己的子弟和亲人在那里作战的军队的。
应当说明的是，虽然这里的田赋很轻，很公平，没有其他的苛捐杂税，但是对农民还是有各种摊派，主要是劳役。我认为比国民党区的出工多。
但是，这种摊派同国民党地区搞的截然不同。第一，出劳役总是为了公益，而不是为了任何人的私利。第二，没有人因为服劳役而变穷。不管派什么劳役，全村人都平均分摊，地主佃农概不例外。不因为有政治地位而免除劳役，政府工作人员也和农民一样要出义务工。第三，这种摊派受到严格的限制。第四，除田赋外，没有粮票不能征粮。农民可以用粮票从政府那里买回粮食。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认为这种摊派制度是公平合理的。至于农民是不是被宣传愚弄了，那就请道德家们去研究吧。
月光下的银行
新币的储备不是金银等贵金属，而是粮食、布匹之类的商品。
鸡毛信，骡车，电话线
许多邮递员是在土改运动中获得土地、房屋和农具的农民。他们忠于职守，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打倒蒋介石这一事业的一部分。他们在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来的热忱，有时十分令人惊叹。
课堂里的阶级社会
他感到，有钱人并不怎么关心国家兴亡，倒是穷人能够精忠报国。他想，再为那些地主子弟教下去，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职位，参加了游击队， 当了当地救国会的主任。
平原上的人民虽然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可是同更落后的山区比起来，文化水平还是高得多呢。在山区，有些人不仅相信狐仙和各种神怪的传说，而且常常受乡村巫婆的摆布，这些巫婆向他们灌输世界其他地方在一千年前就已消失的迷信思想。老百姓没有牙刷，不爱洗手、洗脸，也不爱剪指甲、理发。妇女没有剪短发的，很多人还缠足。
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对外间世界有些害怕的农民，对思想、对人类、对文明并无兴趣，他关心的只是自己，只是自己那四面泥墙里的小天地。
到了一九四六年底就有一千三百名了，他们差不多都是从北平和蒋管区的其它城市跑到解放区来学习的。
这些大学生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挨饿。我从未听说有哪个女生被迫卖淫以维持学业，而据我所知，这在国民党地区却是屡见不鲜的。
到了一九四六年底就有一千三百名了，他们差不多都是从北平和蒋管区的其它城市跑到解放区来学习的。
这些大学生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挨饿。我从未听说有哪个女生被迫卖淫以维持学业，而据我所知，这在国民党地区却是屡见不鲜的。
这些课文很突出地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的贫困。每一页所讲的，不是肥料，就是种枣树，或者是汲水。生产啊！生产啊！生产啊！反来复去总是拿生产来激励解放区的农家孩子。对农民的这种号召，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解放区经济的落后状况。课文中没有对无产阶级的号召，没有任何关于工业的内容，只讲土地和种地。
他们在进行奴隶劳动吗 ?
有一回，我在河北某古县城残破的城墙外走路，经过一个村庄时，看见一位农民弯着腰，用肩膀换着一条绳子，使尽全身力气拉一副小小的犁。他的老婆汗流满面，在后面扶犁。这种牛马式的艰辛劳动，使我为之愕然。我停下脚步，同这位辛苦的农民攀谈起来。
他们的生活改善了吗
在华北的某些地区，老乡们在过年的时候有端着饭碗出家门聚在一块儿吃的习惯。过去，富人聚在村东头吃白面馒头(这算是奢侈的食品)，而穷人则聚在村西头喝稀糊糊。
// 革命前奏
中国的内在矛盾
中国社会僵化成亘古不变的形态，国家体系与旧宗族体系的部分妥协，是其原因之一。风俗习惯、孝道、敬祖宗，比国家政权影响更大。
但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气概显然不能弥补它的最严重的弱点。
第一，在四亿五千万总人口中只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现代产业工人。另外大约还有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城市手工业者和佣工，以及众多的农村工人，这些人可以划入无产阶级，但是太分散，不能起到在俄国革命中的那种作用。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同西方无产阶级比起来非常年轻而缺乏经验，文化也比其资产阶级敌人低得多。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的四分之三都 集中在外国人控制的地区，处于外国炮舰的威胁之下。
在八年抗战中，因为蒋介石的专制政权被赶到内地，失去了沿海工业和对外贸易，它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更加尖锐。买办资产阶级势力更大了，但是它的势力乃是依仗上层官僚从内地实力集团手中攫夺重要的商业、工业和银行利益的控制权。
土地问题
但是孙中山的 “耕者有其田”口号，却得到农民十分热烈的反响，因为农民渴望获得土地，要求打倒地主。这个口号把农民大大发动起来，踊跃参加蒋介石的军队，以及参加农民协会。蒋介石正是踏着农民的肩膀取得政权的。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不遵守与农民的盟约，竟派农民出身的士兵镇压农民协会。
多数是大地主出身的高级军官立刻抛弃了国民党所议决的二五减租纲领。地主不但不减租，还常常把百分之五十的稻麦租子提到百分之六十五。佃户要是反对，地主立刻就让管家把他关入地牢里。农民帮助蒋介石上了台，得到的报酬并不是土地，连减租都不是，而是恐吓、咒骂、毒打，甚至是一口棺材。
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纲领后，蒋介石的御用经济学家为这种背叛辩解，竟称土地问题是虚构的，硬说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中国的全部耕地估计为十三亿亩，而中国的人口约为四亿五千万，其中有三亿五千万是农民。(地显然是不够的)
在河南，黄河之南，乘驴车走一整天，经过几十个村庄，还走不出一家大地主的地界。
在全中国，一般而言，占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地主和富农，拥 有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五的土地。
土地集中的结果造成许多肥田的尸骨，但也造成千千万万要求土地革命的人们。
在人口稠密的中国，土地集中的后果自然与人口稀少的美国大不相同。美国的大亨攫取西部土地的手段固然凶狠，但却产生了铁路、矿山、大牧场——这一切大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只是使地主的囤子堰满租粮而已，这是寄生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
同普鲁士的容克地主和沙皇俄国的贵族地主比起来，中国地主是非常落后的。德国和俄国的富农租进土地来经营大规模的农场，而中国地主却把土地出租以榨取佃户的血汗。俄国富农和德国地主固然反动，但在农业经济中有时还有进步作用，中国地主就没有任何进步作用可言。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面，就是农民租入土地只能过奴隶般的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无地的农民可以进工厂，或者当雇工。而中国既无工业，又无大农场，无地农民只能租地为生。所以，农民一方面缺少土地，另一方面又被束缚在土地上面。
这种半奴隶制的租佃制度，与中国的高利贷制度是分不开的。村镇中最有气派的房子总是当铺。银行是为富人开的，当铺则是为穷人开的。
农民急需填充饥腹，利息再高也不得不借债。
蒋政权在光复区为了获得地主的支持，不仅得罪了贫农，也得罪了中农，这无异于自杀。蒋介石没有造成多少新的资产阶级，倒是为共产党八路军造成了千千万万拥护者。
在山西，我发现地主往往包揽一切红白喜事，不经这伙封建老爷的同意，就不能成亲，也办不了丧葬。
地主仗着自己的权势，任意奸淫村里的妇女，特别是佃户的妻子，更是地主随心所欲地玩弄的对像。佃户夫妻因为害怕，往往敢怒不 敢言。佃户要是反抗，也绝不会有好下场。我在鲁西一个村庄里见过一个地主，他经常把佃户支出去干活，然后乘机调戏他的妻子。这位姓李的佃户表示了抗议，于是地主便指使土匪把他绑走了。地主为了掩盖自己的干系，假装请伪军解决这一绑架事件，还代替佃户摆了一次酒席。请看地主有多么狡诈吧。佃户被释放了，感激不尽，向仁慈的地主借钱偿还那顿酒席。当然，利息低不了。
我在鲁西的另一个村子里，还听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看上了邻舍的一个女子，这女子是他表兄的儿媳妇。因为女的深居简出，地主很难上手。唯一的办法就是来硬的。一天，地主叫上村长，自己和管家拿着手枪和刀，闯入屋里，把女的强奸了。没有人敢说什么，也没有地方可以投诉，因为地主即官府。
在河南安阳县的一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农妇告诉我，她被迫经常接待本地一个地主，国民党民团的头子。她和丈夫都抗拒不得，因为那个地主是地方一霸，他的意志就是村里的王法。
对于中世纪的因素在中国农村仍居统治地位这一点，还需要什么证据吗？在西方，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贵族的初夜权也被废除了，然而在东方，地主虽然对佃户的妻子没有初夜权，却可以在许多个夜晚和下午跑去奸污她。
蓄婢、纳妾和包办婚姻的习俗也是与地主制度分不开的。如果不废除地主制度，国民党法律中有关这方面的一切条文都是毫无意义的。穷人女儿在内地地主家当丫头，有的被商人贩卖到上海当妓女，太丑的，就送到工厂做工。她们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因为已经卖身给他人，只得任人摆布。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不但不去消灭这种制度，反而维护这种制度。在许多国民党军司令部里，我亲眼看到长官把当地地主叫来，向他们要年轻姑娘，供自己在驻扎期间享用。这样弄来的姑娘并不是娼妓，往往都是贫农家的黄花闺女。
鲁北的北县有个地主婆，强迫一个佃农咬一个丫环的小脚，供她取乐。佃农把丫环咬得大叫，丫环的小脚把佃农熏得呲牙咧嘴，使得地主婆大为满足。在北县另一个村子里，有个地主往一个十六岁婢女的阴户里塞麦子来满足某种色情虐待狂。玩腻了这个游戏，他就把婢女的双手捆上，在她的裤档里放进一只猫，把裤管扎紧。看着婢女被折磨得在地上拼命打滚，他乐得放声狂笑。这些就是旧中国乡村里地主取乐的方式
中国农村社会的这些毒疮本来足以激发千千万万的农民愤然投入农民战争，但是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整个农业处于衰败之中。
农民感到，蒋介石新派的乡村官吏比日本人和旧日的地主更可恨。
统治阶级不是看不到农民中即将爆发大动乱。但是他们不愿意正视这种不祥的前景。
朴实的农民，祖祖辈辈当佃户，当封建奴隶，在一小块耕了又耕、拥挤不堪的地里干活，在地主贪婪的魔爪中，忍气吞声；他们的土地被巧取豪夺，他们失去妻子的爱抚和孩子的笑声，他们满腔怒火，揭竿而起；他们置生死于不顾，现在就要夺回土地，要报仇了。
土地革命
由于对外界的情况十分闭塞，农民的政治视野往往局限于他们耕作的地界的范围之内。
农民对本村的地主绝不妥协，但对体现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则往往认识不清，束手无策，“因此农民总是幻想一个理想国家来取代现实的国家。”
由于农民普遍具有乌托邦思想，所以许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农民本身无法进行社会革命，必须由另一个阶级来领导他们。
可是农民群众还是不敢大胆投入减租减息斗争，担心日本鬼子打过来，八路军一撤走，地主老财就会变本加厉地逼他们缴租子。另外，共产党也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地方开展减租减息，因为他们的工作跟不上。他们先在一些地方进行访贫问苦，召开诉苦大会发动群众。这样的活动很快在巩固的游击区内普遍开展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共产党唤醒了农民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实行减租减息是他们的合法权利。
一切社会革命，与宫廷政变不同，都具有真正的创造性。在革命时期，那些受旧社会压迫的人们，为了摆脱他们所处的绝境的迫切需要，创造了夺取政权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山西有句俗话：“天下没有穷人的理”，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贫苦的佃户，如果他既没有加入什么秘密会社，又无某位有势力的人物作为靠山，那他就不可能被当作人来看待，只不过是地主收租簿上的一个帐号而已。这类贱民往往连个大名也没有，人们就根据其身体上的某些特征。来称呼他们，如“王麻子”、“李歪脖”、“张长耳”，等等。
一次又一次，一村又一村我聆听了那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当众倾吐苦水。一个贫苦的农民站了出来，诉说他的父亲是怎样饿死的，因为地主抢走了他们家的粮食去抵阎王债。又一个拖儿带女、靠纺线糊口的寡妇站起来说：“大伙儿瞧瞧，俺死了男人，又没地。俺一年里收不上两斤棉花，可他们硬逼俺交五斤棉花的租子。俺哪里交得起呢！他们就逼俺的孩子们替他们干活。可怜俺一个妇道人家，整天价干的都是男人的活。吃都吃不饱，哪里有力气？还成天挨打受骂……”说到这里， 她禁不住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这是悲愤的泪水，也是出气的泪水。她总算找到了能对之哭诉自己满腹苦楚的人了。
奴隶反抗了
奴隶们通常只是在以下两种境况下才起来反抗他们的主人，一是实在活不下去了，非造反别无生路；二是看准了成功的时机。
特别是那些佃户雇农们，他们苦大仇深，与地主阶级更是不共戴天。地主不仅夺走了他们的粮食，甚至把他们留的种子也搜刮一空，拿去供奉日本鬼子。锅碗盆勺、农具家什，统统被洗劫。说是日本人征用，实际上一半进了地主的仓房。地主的“狗腿子”假借“皇军征用 ”的名义，闯进家门，抢去了他们仅有的被褥里的棉絮。
我曾听过河南一个农民诉说，一个当了伪军队长的地主管家如何把他关进监牢，扬言只有把他的女儿送给那个队长才放他出狱。一个中农的妻子哭诉了地主是怎样霸占了他家的十亩地，为了灭口杀害了她的丈夫，并把尸首扔进野外的煤坑里。还有一次，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受迫害的农民同声控诉鲁西的一个地主。为了替日本人修工事，这个地主逼迫他们往山上运送石料，地主的狗腿子手拿棍棒跟在后面监工。在这次苦役中，有的人被砸断了胳膊腿，有的被压折了腰。
日本鬼子一撤走，反奸清算运动立即风起云涌般开展起来。这里发生过一些恐怖行为，在群众越是落后的地区，他们的行动也就越是暴烈。
在中国，制止一场争吵最常用的办法是说：“咱们来讲讲道理。”所以俄国革命的许多特点在中国农村甚为罕见。混乱的局面，确实有过，抢劫的行为，也的确发生过。但却并 未发生过大肆捣毁房舍、砸门翘窗、洞屋穿墙的暴行，更没有乱伐果树的破坏行径
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而打一场战争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要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进行挑战，则有可能脱离除农村的贫雇农以外的各阶层的人，作这样的决断又谈何容易。共产党暂不作决定，而是先召集各地干部总结经验，研究情况，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过去了，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迫切愿望与日俱增。整整一年未作出决策。秋天来临，耕耘播种的季节到了，该是迅速作决策的时候了。共产党仍然按兵不动。这一拖延，使边区军民愈加感到蒋介石的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机。共产党在此历史性的决策之前，徘徊再三，就像是一个等待着冲锋陷阵的战士。这一着的进退，将决定全局的胜负。老是等着等着，叫人心烦意乱，神经紧张得受不了，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真想豁出去看看。共产党有如处身于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线上，等在那里。后退一步——与地主阶级言和；前进一步——向封建主义开战。这一决策实在事关重大。
一九四六年夏天，党中央终于向各个县委下达了平分土地的指示。决策已定，义无反顾。
地主的破坏与农民的反击
干部们所要斗争的对像，正是那些与他们有着共同教养和出身的人，他们的理想激励他们向前进，可是他们出身的影响却拖他们的后腿，阻止他们向自己的同类宣战。
老奸巨滑的地主利用农民的迷信思想，对他们进行欺骗。“你命里注定了 要受穷。 ”地主这样对农民说。农民低头叹道：“是啊，我的命是不好。”地主装出笑脸，把农民所欠的债款减去二厘利。
农民从世世代代的经验中认识到，从来官府都是和财主一个鼻孔出气的。难道八路军就不一样？地主就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散布流言蛮语，企图贬低八路军的政府和干部的声誉。
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奴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根除的。
只要有一线成功的希望，人们就会为了达到一个神圣的目标而不辞千辛万苦。农民正是如此。他们终于抛弃了最后的一点疑虑，决心要立即行动起来。可是过后一想，又对干部说：“你们可千万不能走！ ”
石壁村
他经常身穿一件黑色大褂，头裹一条洁白的毛巾，白天在村子里大摇大摆地闲逛，夜里就如同一只贪婪的饿虎，看上了谁家的女人就推门直入，肆意蹂躏。倘若有人敢于反抗，他就以日本人的淫威相胁迫。
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了。但这对于石壁村的老乡来说，并无什么特别的意义。尽管他们看到河对岸的日本人卷起铺盖撤走了，日军小队长再也不到王家来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了，但是地主王常盈依然大权在捏，他的儿子照旧在村里横行霸道，奸淫妇女，租子也未减分毫，穷人们还是负债累累。
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土地革命的浪潮冲击到了石壁村，关于这次革命，村子里已有所传闻。人们私下里纷纷议论有关八路军、民主制度以及打倒地主，平分土地，建立新农村的传说。对于这些传闻，人们将信将疑。他们认为自己受苦受穷是命中注定的，他们无意冒犯任何人，只求苟且偷安。
工作组又分头进行访贫问苦，可是接连几天没人敢同他们说话。只要工作组员走近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众人便一哄而散。有一、两个人在再三追问之下，才道出了他们对地主的恐惧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组无法开展工作，于是他们决定在村里挑选一个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进行秘密串连。
“可为啥会这样呢？”干部们说 ,“那是因为你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势。所以咱们要闹翻身，将来人人才能平等，谁也不会瞧不起谁。 ”
会议结束时，大伙儿决定发动更多的群众参加斗争。第二天晚上，参加会议的群众就增加到十三人了。这个数字后来证明确是不吉祥的。在这次会议上，经过一番“诉苦”之后，大家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召开全村的诉苦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两个与会的农民提出，他们担心王常盈已经打听到了他们开会的情况，因为有个过去当过伪军的家伙知道这次会议，而这个家伙又是王常盈女儿的姘头。他们估计，恐怕王常盈现在已经掌握了情报。可是干部们对他们这种担忧并不十分在意，只劝慰大家不必过虑。
在中国有个古老的风俗，凡是被谋杀致死的人，尸体不能运回家，所以只好先把尸首存放在庙里，再派人去通知死者的妻子。他的妻子闻讯赶来，替她丈夫穿上白布寿衣，滴滴热泪洒落在死者的麻子脸上。最后她一头扑在丈夫身上，号啕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们看到这样凄惨的情景，内心无不感到十分悲痛。回家以后，他们私下互相告诫：“还是少开口为妙，弄不好下次就搞到咱们头上了。 ”
自从李天享被害以后，村子里人人自危，一个个又噤若寒蝉了。曾经参加那个第二次会议的人说道：“咱们还没有开始斗争地主，自己的人倒先被他们干掉了一个。 ”
这次谋杀案件也使干部们十分震惊，他们认识到自己也太麻痹了，对于群众反映的忧虑末充分予以重视。他们也估计到，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人往他们开会的窑洞里扔手榴弹。但他们最担心的还是，群众可能会对翻身运动完全丧失信心。他们决定要为死者举行追悼大会，通过这种活动重新发动群众。
石壁村有一百来人参加了追悼大会，地主王常盈没有露面。县长专程赶来致悼词，并当众宣布：“政府决心要肃清一切暗杀活动，大伙儿应该继续闹翻身，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 ”
追悼大会整整开了四个小时。大会结束之后，接着又召开了一次讨论如何继续闹翻身的会议。只有六个农民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余的人谁也没有直接表示不敢参加，只是低声下气地找个借口说；“咱还有点事。”与会的六个人当即提出，由于李天享的被害，必须马上清算地主王常盈。五天以后，这六人又串连了三十来人到那间窑洞里参加会议。会上，他们一一诉说了在地主的压迫之下所受的苦难，一直谈到深夜。这时，有人提出；“说不定王常盈那小子想开溜。 ”
“干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他给抓起来！”好几个人齐声提议说。
经过一番讨论后，大伙儿涌出窑洞，朝着王常盈家冲去。这伙人带着一支步枪和三个手榴弹。
王常盈的儿子却溜掉了，连夜逃到三十里外的霍县县城，在那一带，有几个村的地主网罗了一批土匪、伪军人员以及军阀阎锡山部队的兵痞，组织了一个“还乡团”。当群众得知王常盈的儿子潜逃以后，大家深感忧虑，他们说：“擒虎容易，放虎归山可就后患无穷了。”
会上，干部们问大家“怎么样，干得带劲吗！ ”人们异口同声回答：“痛快极了！ ”可是究竟如何处置王常盈，一时还决定不下来。会 上有一半人赞成把他打死。也有个别人说：“可他是上了岁数的人了。”有一部分人还没有拿定主意。也有人提议，应该把王常盈的管家、富农石平华也抓来同地主一块斗。但这条建议最终还是被否决了。人们说：“吃西瓜拣大个的，先拿大头开刀！ ”
“那谁敢下手？”有人问道。
这一问使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喊了起来：“我敢！我敢！他用刺刀捅死了咱们的民兵，咱们就不能照样整治他？！ ”
三天以后，全村的人提前吃了早饭，天刚亮，人们就开始涌向村子南边的广场，当天将要在那里处死王常盈。人群中有男有女，有本村的也有邻村的．有的手拿镰刀、锄头，有的肩扛大刀、长矛，总共大约有七百来人。干部们写的有关王常盈罪状的布告，挂在树上随风飘动。
村里还发生了几件奇事，至于读者信与不信，那只好听便了。有个年迈的老汉，因早先向地主借了四分铜钱的债还不起，被王常盈照耳朵打了一拳，从此这只耳朵就聋了。在翻身运动中，他分到了四亩地，心里乐开了花。有一天，他对儿子说：“过去咱是因为受地主欺负才聋的。如今咱心里头高兴，耳朵也不聋了。“他抬头望了一眼墙上挂的神像，气恼地说：“咱供了你多少年，可是你没给咱带来一点好处，现在统统结咱滚蛋吧！”一边说一边把神像撕下来扔进了粪坑里。
斗倒地主以后，工作组的干部又在村里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从一百五十五名会员中(其中妇女会员三十人)，选出了若干名村干部。
石壁村的群众得悉邻村遭到“还乡团”袭击的消息后，立即开会商讨应变措施。一位村干部说，“敌人就在附近，咱们不能离开村子。他们村的几位干部之所以遇害，是因为他们没有布置岗哨。咱们应该派人在村口放哨，干部 们应住到安全的地方。 ”
村里现存的武器只有一支步枪，农民协会决定拔出四十石麦子到附近游击队办的兵工厂购买九支步枪和一批手榴弹。采取上述预防措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王常盈的儿子并未忘记杀父之仇，他潜伏在石壁村附近蠢蠢欲动，伺机报复。大家都估计到他是要回来的。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他们干了一件冒险的事，而且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总有一天会有报应的。还有一些更胆小怕事的人，普遍怀有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凡是动过王常盈财物的人，难免有一天会死在王常盈儿子手里。
村子里一时流言四起，人心浮动，说什么王常盈的儿子有一天半夜里溜回了村，与几个被他收买的人进行密谈。一天晚上，有人看见一个貌似地主儿子的人站在一家大门口，不由得惊叫起来。群众闻声纷纷从家里冲出来。那个家伙见势不妙，转身就跑，大伙儿紧跟在后面追赶，一气追出十里开外，结果还是让他给溜掉了。人们垂头丧气地回到村里，从此更加担惊受怕。
当天夜里，县里来的五位干部单独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作出决定，今后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场斗争已经远远超出了翻身运动的范围，俨然是一场战争了。
在此后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石壁村附近几个村子里，就有十一人惨遭“还乡团”的毒手。由于在当时的情况下，尚无法调动八路军正规部队前来增援，同时地方游击队也转移到南边去了，县政府即向各村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自行组织民兵，在村内外加派岗哨。同时，县政府还从各村抽调了一百来人，组成一支县武装大队，直属县政府指挥。
在这支武装力量的保护下，各村逐渐恢复了安宁。石壁村的翻身运动又继续开展起来。赋税减轻了，征收公粮由群众自报公议。
妇 女的地位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过去，不论白天黑夜，她们是不许参加任何会议的，天黑以后根本不许出门。而现在，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她们都能和男人们一起参加各种会议。但生儿育女还是个问题，或许翻身运动也能帮助她们解决这个难题。人们开始破除迷信，再也不去拜菩萨求狐仙，再也不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了。庙宇尚在，但已无人烧香了。人们说：“菩萨没有给咱们带来一点好处，可八路军给咱们带来的好处说也说不完。”那些逃亡的小地主也返回家园了。现在，他们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自食其力。
在地主王常盈家的大院里，现在办了一所学校。过去地主用来盘剥农民血汗的磨坊，现在已成了集体的财产，本村的群众去碾米磨面不取分文，对外村的用户收费也很低廉。这笔收入就作为农民协会的经费。
31-暗杀投毒美人计
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在解放区各地普遍展开了。它有如滚滚的洪流，奔腾向前，漫溢四方，直达蒋管区的边界。它使地主老财们望而生畏，闻风丧胆。为了捞取救命稻草，各地土豪纷纷改变策略，争相披上开明绅士的外衣。他们不再公开地反对农民组织了，而在暗地里，却多方策划组织由他们一手操纵的农民团体。他们网罗村里的地痞流氓，拼凑五花入门的农民协会，妄图以此来控制农民群众，逃避清算。当县里的干部下来视察时，看到村里各种农民组织应有尽有，于是向大家祝贺一番便告辞而去。可是农民群众看到，过去欺压他们的人现在依旧骑在他们头上，心里就凉了半截，感到十分愤懑 和疑惧。
“没啥关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兔子跑了窝还在。只管清算他的土地不就得了？”王毛品吆喝了二十来人，在地主家的大门上贴了封条，把地主宅院看守起来。然后对大伙儿说：“地主有一千多亩庄稼，咱们全给他收了！”同时，他假意派人去抓地主，派去的人却给地主通风报信。县干部被他胡弄得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村长当着众人的面装出一副与地主势不两立的样子，实际上处处都在维护地主的利益。
与此同时，村里对村长进行了改选。这个赌棍被罢免后，给地主捎信说：“眼下咱不能为您效劳了。”后来，地主得悉群众担保不杀他，于是决定回村去。有许多死于饥饿的雇农的亲属在村口等着他，他一到就被抓住痛打了一顿。他浑身哆哆嗦嗦，被押送到诉苦大会的会场。在会上，一个农民控诉了地主和他的狗腿子王毛品如何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关进一间土牢里，剥光衣服用鞭子抽打。说到这里，王毛品站起来揭发了地主干的其它许多坏事。地主没想到跟了他多年的狗腿子竟然也背叛了他，感到很狼狈，转身对王毛品说道，“今天咱才知道你是个啥东西！”说完就跪倒在地上，连连向周围的人叩头求饶。群众饶了他一条狗命。
就这样，一村又一村，一桩又一桩，地主的阴谋一一被戳穿了。农民群众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把窃踞村中要职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全罢免了。斗争中，贫雇农的信心迅速增强。在清算运动最初的几个月里，某些农民就没收地主财产的问题曾经同地主讨价还价。地主说：“眼下你护着咱，将来国民党来了咱也护着你。”农民说：“现在你把土地交出来，国民党来了再还给你。”而现在，除了拉锯战地区以外这种情况没有了，运动一步比一步更加激烈。
国民党方面大肆攻击土改如何如何野蛮。一位外国记者去了一趟山东蒋管区，听到某些逃亡地主诉说的所谓土改中的暴行，于是评论说：“正如太平天国的结局一样，这次革命也将因其实行恐怖政策而归于失败。”不幸这位记者并未言中，这次革命在敌人的一片哀鸣声中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还有一位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记者宣称，所谓土改运动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说法纯属虚构的神话。然而正是这一神话在改变着整个华北的社会现状，广大农民群众不惜流血牺牲，使这一神话变为现实。不久以后，新当选的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将问他。
“没啥关系！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兔子跑了窝还在。只管清算他的土地不就得了？”王毛品吆喝了二十来人，在地主家的大门上贴了封条，把地主宅院看守起来。然后对大伙儿说：“地主有一千多亩庄稼，咱们全给他收了！”同时，他假意派人去抓地主，派去的人却给地主通风报信。县干部被他胡弄得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村长当着众人的面装出一副与地主势不两立的样子，实际上处处都在维护地主的利益。
县干部提议把地主的粮食拿出三万斤分给受过地主剥削的农民。王毛品却说：“不成，得拿出十万斤，还得分他的房子。”可是暗地里他又对大伙儿说：“行了，这就满够了，就到此为止吧！”然而县干部继续发动群众，坚决表示：“地是一定要分的，等地主回来咱们再好好跟他算算帐。”
与此同时，村里对村长进行了改选。这个赌棍被罢免后，给地主捎信说：“眼下咱不能为您效劳了。”后来，地主得悉群众担保不杀他，于是决定回村去。有许多死于饥饿的雇农的亲属在村口等着他，他一到就被抓住痛打了一顿。他浑身哆哆嗦嗦，被押送到诉苦大会的会场。在会上，一个 农民控诉了地主和他的狗腿子王毛品如何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关进一间土牢里，剥光衣服用鞭子抽打。说到这里，王毛品站起来揭发了地主干的其它许多坏事。地主没想到跟了他多年的狗腿子竟然也背叛了他，感到很狼狈，转身对王毛品说道，“今天咱才知道你是个啥东西！”说完就跪倒在地上，连连向周围的人叩头求饶。群众饶了他一条狗命。
就这样，一村又一村，一桩又一桩，地主的阴谋一一被戳穿了。农民群众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把窃踞村中要职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全罢免了。斗争中，贫雇农的信心迅速增强。在清算运动最初的几个月里，某些农民就没收地主财产的问题曾经同地主讨价还价。地主说：“眼下你护着咱，将来国民党来了咱也护着你。”农民说：“现在你把土地交出来，国民党来了再还给你。”而现在，除了拉锯战地区以外这种情况没有了，运动一步比一步更加激烈。
国民党方面大肆攻击土改如何如何野蛮。一位外国记者去了一趟山东蒋管区，听到某些逃亡地主诉说的所谓土改中的暴行，于是评论说：“正如太平天国的结局一样，这次革命也将因其实行恐怖政策而归于失败。”不幸这位记者并未言中，这次革命在敌人的一片哀鸣声中如火如荼地向前发展.
这时，农民群众还要应付另一种威胁。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得悉土地改革在农民群众内部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后，不断派人潜入解放区，企图煽动暴乱。可是他们来得太晚了。土改运动已在华北地区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形势已基本上稳定。国民党特务看到他们无法煽动暴乱，甚至连类似共产党经常在国民党统治区鼓动的学生罢课游行那样的公开抗议行动也煽动不起来，于是采取其他手法进行破坏，诸如搞暗杀、投毒、派遣伪装成进 步学生的特务以及施展美人计等等。
最初，蒋介石派遣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目标都集中在八路军的指挥员身上。但暗杀军事长官很难得手，尤其是当他们和部队在一起时。于是这些特务就采取与地主、特别是那些曾当过汉奸的地主勾结的办法。
杏花的苦难
由于采用暗杀的手段风险太大，国民党特务就改用投毒这种比较安全一些的手段在解放区制造混乱，动摇人心。
我曾路过一个位于游击区的村子，由于有人在粮仓的面粉里下毒药，致使二十八名民兵中毒死亡。在这个战火纷飞的地区，据当地政府统计，先后有三百五十人中毒，其中五十三人死亡。在土改期间，坏人常往水井里投放毒药，企图以此来威胁斗争地主的积极分子。在河南游击区，我曾遇到过一个从婆家逃跑出来的小媳妇，说她婆婆对清算斗争心怀不满，就在水并里投放毒药。在其他许多地方，我发现群众对特务投毒恨之入骨。他们对国民党特务和蒋介石痛恨之深，甚至超过了对地主的仇恨。毒药所产生的这种政治效果，是它的使用者所没有料想到的。
国民党特务机关意识到，要想搞垮八路军，光靠金钱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他们了解到八路军官兵大多是单身汉，于是以为施用美人计或许能够奏效。
由于在日本投降后，有许多过去与敌伪人员有关系的女人或地主的女儿，都想要和八路军的指战员攀上姻缘，因此，正如驻防德国的美军司令部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八路军领导机关对军人的婚姻严格审查，未经批准，不许结婚。这样一来，混入解放区的女特务要想公开地与八路军的干部或战士结婚就相当困难了。于是她们就采取了暗中勾引的方式。然而对八路军正规部队的军人，这种方式一般难以奏效，但在游击区，也偶有成功的时 候。
为了更好地理解上述事例，须知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是个半警察国家，在那样的社会里，流氓黑帮、秘密警察以及特工人员横行无忌，甚至可以肆意污辱妇女，即使那些有教养有文化的大家闺秀也难以幸免。抗战期间，在一次中国人为招待美国空军驾驶员而举行的宴会上，我邂逅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后来我们成了知己的好友。她告诉我，她曾被一个蒋介石的高级特工人员强奸。那个家伙不顾她父亲、一位颇有名望的专家的反对，硬逼她嫁给他。在举行婚礼的那天，蒋介石送给她五千元贺仪，她本想拒绝，可是她丈夫非要她收下不可。自那以后，她经常被迫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及其手下的一群狐朋狗党鬼混。我对这个女子的不幸遭遇无限同情，而当她恳求我把她藏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上，帮助她逃离她的丈夫及其党羽时，我因自己的无能为力更感到莫名的羞愧。我所遇到的类似事情，远远不止于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许多男女青年沦入了中国盖世太保的魔窟，难有逃遁之望。上海滩上的社会渣滓，迄今仍在蒋介石的政府中身居要职。几年以前，当我在一家美国通讯社驻华分社工作时，有一个上海瘪三出身的包打听之类的小特务，经常闯入我们的办公室，检查我们的稿件，并对我们的中国雇员滥施淫威。在抗战期间，这个家伙与几个美国军官拉扯上了一点关系，就凭借着这点关系，再加上他会讲几句英语，很快青云直上，成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要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四七年，在上海美国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身着笔挺的上校军服，正与几位美国官员在一起谈笑风生。他与我多年未见，这次一见面就趾高气场地炫耀自己。他用脚跺了跺美国俱乐部的地板说：“这儿是老子的天下。从苏州河到南市，从外滩到麦德赫斯特路，统统都归老子管。 ”的确如此，那些被逮捕而落入他的魔掌的男男女女都可以为此作证。
在言归正传。国民党在共产党后方搞的这些特务活动，往往都以惨败而告终。由于共军在前线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国民党特务慑于形势不敢露头。解放区的广大农民群众由贫雇农带头，不顾地主富农的威胁，更加大胆地奋起斗争。到一九四七年冬，除游击区以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村子都建立了农会和清算委员会。甚至中农也参加了清算地主的斗争，富农也与地主越来越疏远了。以缓和清算斗争的势头。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以至成为土改运动的一大特点，甚至一直延续到今日。不论妻、妾、千金，还是侄女、外甥女，统统都被地主当作了为争夺土地而战的武器。
三花的故事，地主指使，色诱干部，败坏名声。
地主还利用自己的小老婆来败坏地方干部(即在村公所任职的当地农民)的名誉。王村一个地主的小老婆有一次把一个雇农骗到她家的厨房里，急忙脱下自己的裤子，放开嗓子大叫有人要强奸她。地主应声而出，一直把这个雇农拽进村里召开的大会的会场里。就如同许多这类事件一样，最后，地主的诡计被戳穿了。
地主们妄图牺牲自己女眷的肉体来阻挡这股强大的社会力量的奔腾向前，这种卑劣的手段是他们的垂死挣扎。
地主在节节败退之后，惶然四顾，只见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绝望之中，他们拿出自己的妻女作为最后的法宝，妄图通过她们勾引农民积极分子，
土地战争革命
地改革运动的确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局限于土地所有制方面，而且使宗教、政府、战争、艺术、妇女的地位以及社 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书在下面的章节内还将就这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我想仅就其直接的影响谈谈我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哪一个政党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就能得天下而治之。毛泽东还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执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依我之见(这纯属我个人的看法)，土地改革运动对战争与革命产生了下述影响：
一、土地改革摧毁了残存的封建势力的堡垒，使亿万奴隶获得解放，站到新政权方面来。
二、土地改革砸烂了束缚农民群众的精神枷锁，激发了他们对战争与革命的满腔热情。这种热情产生了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同盟军也树了敌，但主要的还是获得了同盟军。
三、土地改革提出了政权问题，它使广大农村中地主与贫苦农民之间潜在多年的斗争趋于公开化。土改运动促使农民群众不断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掌权，是地主还是咱们自己？”
四、这不仅使农民群众提高了斗争的自觉性，而且也使他们的阶级觉悟得以提高。在斗争中，他们认识到，不仅本村的地主是他们的敌人，而且整个地主阶级都是他们的敌人。因为国民党军队支持地主，所以农民认为国民党军队也是他们的敌人。因为美国一直在支持国民党蒋介石，所以农民往往也把美国视为他们的敌人
五、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群众认识到，他们是在为争取伟大的人权而斗争，从而产生了排山倒海的精神力量。
六、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农民群众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权力机构——贫农团和农民协会。这意味着，八路军无需分兵守土，可以全力投入前线而无后顾之忧。
七、由于斗倒了地主分了地，就为通过民 主选举产生村政权奠定了基础，掌权的都是拥护共产主义事业的人。
八、由于斗倒了地主，以往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巧立名目的军事征发以及土豪劣绅历来的敲诈盘剥也都随之被废除了。这意味着根除贪污舞弊和军队对农民的侵扰。
九、传统的地主权威的崩溃，削弱了封建的孔孟之道、根深蒂固的宿命论以及对神佛、偶像和妖巫的迷信。过去，由于地主阶级的蒙蔽愚弄，农民一直以为，他们之所以受苦受穷都是天意，是命中注定的。现在，他们觉悟到，只要他们自己努力，就能丰衣足食。
十、斗倒地主也削弱了封建家长制，打破了旧家庭传统观念。提倡男女平等，废除纳妾制，导致了许多新的民主制度的诞生，因而八路军受到了妇女们特别热烈的拥护。
十一、土地改革有利于发展生产，因为现在农民耕种属于自己的土地，干劲倍增。
十二、土地改革对国民党军队中农民出身的广大士兵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十三、土地改革运动直接导致了一场人民战争，许多县的国民党军队都在这场战争中被逐个消灭了。
// 进入游击区
三八节
《白毛女》 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大娘，一边看一边哭泣出声，直到终场。
女游击队员
你去过蒋管区，一定知道所谓国有化是怎么回事，简直就是公开抢劫，假公济私。有一千多工人跟我逃了出来，还有二千工人留在观台，可是后来他们也接踵而至，因为在那边实在活不下去了。凡是从蒋管区逃出来的都是象我们这样走投无路的人。人们懂得，跟着国民党毫无前途。
梅素刚十二岁，就被村长抓差去替日本人修路。她每天都遭到汉奸监工的毒打，至今身上处处还留有伤痕。她十五六岁时被许配给一个比她还小一岁的男孩。全家人为饥饿所迫，只好让她提前过了门。婆家的人根本不把她当媳妇看待，而是当丫头使唤。吃饭也不许她上桌，只给她吃一点残菜剩饭，她经常忍饥挨饿。每次她跟丈夫发生口角，他就跑到他妈那边去告状，于是母子俩就把她毒打一顿。她全身都被他们打遍，背上、腿上、胸部，见哪打哪，一边打一边骂她不知好歹。
她的丈夫替日本人干事，日本军官常到她家来，婆婆总是逼着她替日本人端茶倒水。日本鬼子常常借机调戏她，因此她不肯侍候这些家伙。有一次，就为这事她被揍得死去活来。她一想这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她把房门闩上，找来一根绳子悬梁自尽。她一下子失去了知觉。当她醒过来时，发现绕在脖子上的绳子断了，床上溅满了鲜血从此，她身患重疾，无力气干活，这就招来更狠毒的打骂，有时终日连一口饭也不给她吃。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虐待，逃回了娘家。她的公公和婆婆直追到她家，奶奶拼死不让他们把她带走，被他们打昏在地。邻居们闻讯赶来，才搭救了她。从此她就和老奶奶相依为命，靠着在一小块菜地上种点菜糊口度日。可是她的丈夫和婆婆还是常来抓她打她，她终日提心吊胆，唯恐重陷火坑。
大年除夕那天，她挎上一只篮子，装上糖果烟卷，还附有八路军县长写给蒋军士兵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知道你们都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我们与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如果弟兄们实在混不下去，何不弃暗投 明？”她把这只篮子放在蒋军碉堡外边。不久。果然有两个蒋军士兵投诚过来。
// 人民战争
活埋
人民同战争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
这里，我用“切身”这个词，是因为在观察中国的人民战争时，我发现，它与正规军所进行的战争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参战者的眼里始终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职业军人则不是这种情况。职业军人虽然可能明白他个人的福利与他所属的单位、部队和国家的福利是一致的，但是，一般来说，作战对他没有什么具体的直接的切身利益，他说不出来什么“是我从战争中所得到的东西”。
辛亥革命以后，安阳县屡经军阀混战，所以很多武器散落到民间一些桀骜不驯分子的手里，从此盗匪蜂起，百姓遭殃。有些土匪摇身一变成为地主以后，建立起了自己的封建领地，豢养了大批武装扈从，对许多村庄实行专横的统治。有时这些地主兼土匪相互火并。为了扩充实力，他们建立民团一类的组织。然而，不管旗号是什么，目的都是为了征税、放高利贷和在当地进行政治控制。
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五年期间，许多地方实力派的首领投靠了日本人。他们从日本人那里领取了武器，扩充了自己的组织，同时大肆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
令人奇怪却又重要的事实是，当内战打响、八路军撤退并把安阳县几乎全部放弃给国民党时，当地几乎没有人跟共产党一起撤走，相反，他们却留下来欢迎国民党。不但大多数农民留下来了，而且许多当地干部、民兵和妇女会的领导人也留下来了。安阳人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没有逃避国民党，是因为他们相信八路军所推行的改革，不过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得政权的任何中国政府都要推行的改革而已。他们留在家里是为了避免卷入今后的任何一种战争。
但是，当国民党军队进村时，那些在日本统治时期当过汉奸和有时干过强盗勾当的土匪兼地主往往跟他们一起进村。这些人很快就当了区长。与此同时，他们的代理人当了村长。他们立即开始对本村的群众搞“反攻倒算”。他们或者亲自下毒手，或者检举某些男女而由国民党军队或特务机构立即处决。正是这种反攻倒算激起了目前这种势不可挡、席卷全国的人民战争。
地主十分阴险毒辣。每当他们从赤色分子手中夺过村子时，他们或者国民党军官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大赦。“共产党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政策非常好， ”国民党说，“我们不想加以改变。除了村长、民兵队长和本村的共产党头目外，普通群众概不追究。大家不必害怕。不过，你们当中有些人受了共产党宣传的骗做过错事，只要到村公所去，在悔过书上签个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
于是出逃的农民回来了。他们糊里糊涂地到了村公所，承认自己曾参加妇女会或民兵。
一些农民游击队员没有识破这个诡计上了圈套。妻子们说服自己的丈夫从山里躲藏的地方回来了。当差不多所有的农民积极分子都回到村里时，国民党便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当众处决。
地主比国民党更加残忍。他们经常是把那些参加过减租斗争的人活埋。如果找不到本人，便活埋他们的家属。有时，他们还把跟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妇女和儿童活活投到水渠、深坑或水井里，然后用土将他们埋掉。
根据安阳县政府的统计，到我抵达时，在落到国民党手中的四百二十三个村子里，有四百名男女和儿童遭到活埋。
。。。
这只是我从农 民那里听到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在那段恐怖时期中，许多人的父母、儿子、妻子被杀害。从此各个村便组织起来进行自卫。后来，我到国民党的防线后采访时，人们给我讲述一些更加凄惨的事件。人们一般不愿意勾起亲人被害的伤心事。我要费很大的劲儿才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些遭遇给人们深深打下阶级仇恨的烙印，这是他们一辈子也不能忘掉的。这是否说，当他们被共产党发动起来后他们自己就不杀人呢？我看不是这样。
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对付根据地老百姓的手段更加残酷血腥，口号花样层出不穷。最变态的两个例子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反围剿失败撤出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和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朱毛周彭林部)反围剿失败后撤出中央根据地之后。屠杀和清洗之彻底，到了建国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派人去看望老区人民时，连他们住过的村子都找不到的地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原著作权实在是蒋介石的，只是后来在日本鬼子手里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已。而且国军还干了一些连日本人都想不到的勾当：每攻下一地，杀光青壮年，就把年轻妇女糟蹋后，成批用汽车拖到人口市场卖掉。这些妇女一般沦为娼妓。儿童，尤其是男孩，也能卖出好价钱，不少国军将领以此发财。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得意洋洋地吹嘘和恐吓，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斩草除根，诛家灭种”。“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人种，谷要换谷种”。**本文中提到国军一般采用活埋的方法，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懈怠偷懒了。**土地革命时期经常是采用更加刺激和更具观赏性的石灰池烧杀法 ，或者剥皮挖眼、破肚取肠种种会弄脏手的方法。如今日之井冈山，真正的革命群众后代极少。本人亲自到过洪湖(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贺龙、周逸群等领导)，听到幸存的老人讲述红军撤退后他们的遭遇，确实令人发指。周围几个县，每个乡的烈士名录都是厚厚一大本。
另外，国民党军官们发觉在太行山区布防十分枯燥无味，又看不出这场战争对他们自己有何切身利益，所以，他们经常向游击队出售子弹。这种交易往往是通过某些农民进行的。他们花七万元买一箱弹药，以十万元的价格卖给游击队，每箱获利三万元。
我曾对这种交易迷惑不解。有一次我询问一个倒卖弹药的农民，他是怎样开始这种买卖的。他说，驻扎在他们地区的一个国民党上校要他给搞些鸦片烟来。他答称，他不知道那里有鸦片烟。
“你这个笨蛋！”军官说，“我知道，八路军在这里时，不少庄稼人把大烟埋了起来。去给我搞点来。”几天以后，这位农民回来说，他找到了一些大烟，但诡称价钱很高。
“没关系”，上校说，“把这些弹药拿去卖了，给我换回‘黑货’来。 ”
“可是，这里没人要子弹呀，”农民说。
“送到八路军那里，他们会买的。 ”“我怎么敢到那里去？”农民问道。
“你只管去，保你没事。只要搞到‘黑货’就行。 ”
有一次，我在国民党防线后采访时，路过一个村子，全村没有一个四十岁以下的男人。原来，还乡团把这个村子的全部青年叫去修工事，他们扛着锄和锹刚走出村子不远，突然被武装土兵包围，上了手铐，装到卡车里运往安阳。
因此，山那边不少农民想法把自己弄残废——切断手指或者让妻子把他们的一只眼弄瞎。即使这样也不是都能幸免被征兵拉夫的命运，因为抓壮丁的人不管残废、瘸子、瞎子、肺病患者，还是穷苦可怜的人，统统都抓。可想而知，恐怖、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和贪污舞弊己把安阳人民的经济生活弄到甚至低于维持生存的地步。
地主和蒋介石的军队如此贪婪，差不多毁掉了他们所到的每一个村庄。
虽然共产党的“土改清算”有时也很激烈，但是一般来说，运动的结果是减轻了经济上的困难。而地主和国民党搞反攻倒算以后，老百姓除了拿起武器外，没有其他生路。经过屠杀和活埋后，国民党再来时，男人和妇女再也没有留在村里的了。地主暴行的消息像野火一样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所以，一见到国民党军队的影子，村里的男女积极分子马上就逃跑了。
发人深省的是，当八路军从安阳大部分地区撤离时，退处该县西部一隅的少数干部在开始时发动不起游击战。可是，国民党来到这里几个月以后，游击战蓬勃发展，规模之大超过了抗战时期。地主杀人促使一些人跑到山里来寻求复仇的机会。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和敲诈勒索迫使另一些人跑到山里找活路。还有一些人为逃避征兵拉夫而逃到山里。与此同时，山里的老百姓看到他们山下的近邻所遭遇的厄运，为了防备也组织了自己的民兵。
同胞兄弟，两个营垒
每个奋起自卫的村庄，自然都想争取相邻的村庄也起来，实行联防。这样一来，联防层层扩大。很快，各个村庄之间建立了相互合作的关系，一村有困难四方来支援，肩并肩地同可恨的地主兼土匪斗争，有时甚至还同蒋军作战。
晚上，我总是 同农民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村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多数都是惨不忍闻的。他们叙述时，话语平淡而单调，缺乏生动性和真实感，但都很悲切。一对同胞兄弟站在敌对营垒相互斗争的故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像。
东子被埋在敌占区，但是，常有农民偷偷去水冶探视他的坟墓，防止它被人破坏。
打击反攻倒算
如果敌人的装备和你自己差不多，同他作战已经够困难了。如果敌人的物质力量超过你，同他作战是对你的意志的严峻考验。而如果敌人强十倍或多十倍，要进攻并击败他们，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
既然他们不能进攻蒋介石摆在正面的大部队，只好绕到他的后面进行骚扰，今天夜里搞掉他一个孤立哨所，明天夜里打散他一个还乡团，后天夜里解放一个村子。
这种打法不仅危险，而且很费劲、费时。但是，在广大的分散地区里耐心地坚持这种打法，一定会在许多县里一口一口地吃掉蒋介石的兵力。
他们沿途在每个村庄都留下两、三个民兵做宣传工作。最后只有三十人到达主要目的地-一个驻扎着还乡团的大村庄。为了造成他们是正规军的假像，民兵们猛吹了几声军号。还乡团果然害怕，连夜逃跑了。民兵们召集群众讲话。
“我们是八路军，”他们说，“我们要让大伙儿知道，我们并没有逃跑。大伙儿不要泄气，我们会经常回来的。从今以后，谁敢压迫你们，我们就来收拾他。”
这种似乎不关痛痒的袭击的效果比乍看上去大得多，影响很广泛。本来对这场战争就没有什么信心的蒋军士兵，发现夜间有民兵在他们背后活动，更是龟缩到碉堡里，不敢出来。这样一来，民兵再进行袭击就容易一些了。与此同时，大大小小的地主不敢睡在当地还乡团的管地里，为了安全，他们开始住在一个中心地点。这就使得更多的村庄获得了自由。穷苦的佃农们发现，一路之隔就有自己的同盟者，便开始大胆地起来斗争。地主被吓怕了，也不敢过分作威作福。
我不是说宣传可以代替战斗，而是说游击战是在一种与正规战完全不同的感情环境中进行的战争。游击队和民兵搜集情报的方式足以说明这一点。民兵们在夜里穿过封锁线，爬过院墙，敲一个妇女的门，问道：“他们怎么对待你？让你交多少税？吃的是什么？”农民们偷偷地溜到八路军这边来呆一两天。他们所提供的情报主要不是关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而是谁被抓了夫，谁家的女人挨了打或者哪个孩子的爹娘被害死了，等等。
我呆在无人地带的若干村子期间，经常看到农民们跑来给游击队送情报。这种情报任何正规军队的军官都会认为没有价值，但对这种类型的战争却是非常有用的。游击队在知道谁遭到了不幸的同时，也就了解到可能帮助他们的人的名字。另一方面，把所有这些情况送到后方加以整理后，八路军就可据此制定出有效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了解到村里老百姓遭受什么苦难的同时，民兵也了解到那些欺凌老百姓的地主、狗腿子和土匪的名字。对于夺走老百姓东西的地主，民兵就写信勒令他把东西还回去。如果他没有照办就向他提出严重警告。如果他还是不理，就在夜里把他抓来。
安阳县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有八十个地主和还乡团团员被用这种方式抓到封锁线这边来。一般来说，由区政治指导员或区长向他们训话后，就把他们放走。
武工队
对一位将军来说，要把人民战争开展得更好，最简便的方法是从正规军里抽出一些小分队去增强这方面的工作。一般说来，不从正规军里抽出人来做骨干，便很难发动群众拿起武器。
这是对人民战争公认的看法。
武工队的军容和素质与民兵完全不同。他们都穿着整洁的制服，看上去比民兵健康、壮实，好像他们吃得特别好似的。但是，在我跟他们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我们的伙食无非是小米和萝卜，没有别的东西。
李不能训斥他们，因为没人肯接受批评。他不得不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去进行教育。他就是这样以极大的耐心建立了一支武工队。他还得在各种情况下领着他们干。因为遇到危险，他们还可能开小差。有一次，为了阻止队伍溃退，他受了伤，腿骨折了。但是，农民们保卫了他，把他背走，脱离了险境。
因为他瘸得厉害——这次是真的瘸了——他不再参加需要走长路的远征了。然而他的部下现在已经训练得很好了，就是他不在也能打仗。所以李很为他们而自豪。很明显，他对这支武工队的重视大大超过了对民兵的重视
像李这种类型的人在共产党地区绝非少有，他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典型。在他身上，实干家和知识分子的气质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他那种沉着持重的风度使人觉得稳当可靠。我常想，如果共产主义运动由这一类型的人来掌握——共产党内部权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如果让纯知识分子占了上风，那么个人迷信之风就可能统治中国。
地老鼠
几天以后，父亲把他雇给蒋军一个团部为军官们当勒务兵。他不堪军官们的奴役和打骂，想法逃出这支军队。经过一番周密慎重的考虑，他同六个士兵分别结拜为“生死之交”。他把他们个别地领到一个树丛里，相互交换过生辰八字以后，他说：“好兄弟，现在咱俩对天起誓，患难相共，如违盟约，天诛地灭。 ”
一个富家的小妾
她十七岁时，父母把她嫁到窦马庄给一个名叫窦喜功的富农当二房妻子。她不久便在丈夫的炕上取代了第一房妻子。但过些时候，她自己也同样被更年轻的第三房妻子取而代之了。三个老婆的服侍仍然满足不了喜功的淫欲。他每周还毫无顾忌地跑到一个贫农的妻子——名叫白花的女人的炕上两次。白花是本村里土生土长的，喜功从小就认得她。
锄霸
土地归保长，儿子归老蒋。
当官的发大财，当兵的胡乱来。
国军所到地方，捐税如虎似狼。
卖光全部家当，老小都进牢房。
“他枪杀我老婆、我的兄弟和小孩。 ”我凝视着他。“他活埋了我家四口人：我的儿子、我的叔父和侄子，还有，我已出嫁的女儿来家探亲，也被他活埋了。只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死里逃生。他们用刺刀戳他，但是刺刀从他前额滑了过去，他没有死。他躺在他妈妈身旁，没哭。夜里他跑到了这边。我看到他时，他已经疯了。他现在好了，已经上学念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他的话停了，嗓子哽咽了，两眼直视着前方。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为什么要杀人呢？你们之间有仇吗？”“有仇。一九四三年闹饥荒。我们和许多乡亲一样，没有吃的了。冬天他借给我粮食。秋后我还不起债。我有八亩地，被他夺去了四亩。他是日本伪区长的保镖。他有一支手枪。我没办法。我不懂政治，不过，八路军来了，让我们诉苦，我就讲了。他们说，穷人不能这样无缘无故地失去活路，我们应该同地主斗争。所以，我协助领导这场斗争。我把欠他的债还清了。但是，没还利息。我收回了我的四亩地。因此，他恨我。后来，国民党来了，我知道我不安全，就逃到山上去了。他发现我逃走了，非常生气，所以他杀了我全家。 ”
前边什么地方有只狗叫。康停住话，低声地骂着狗。这是多日来我第一次听到狗叫声。在抗日战争中，为便于游击队行动，山区人民把狗都宰了。这只狗可能是国民党的。
那女人坐在他旁边，把他的头托在自己的膝上。我识相地走开，跨过小路坐在瞎子旁边看着他们。那女人在星光下坐在小山上，把惊恐的丈夫的头放在自己膝上。这种情景感动了我。我知道，大多数中国农村妇女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当他们日常生活中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时，有时哭泣，有时嚷叫；甚至还常常语无伦次地歇斯底里大发作。可是，那个女人除了对她丈夫表示体贴外，既没有号哭，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流露。我想问问瞎子对这个女人有什么看法，然而我为自己的侧隐之心感到内疚。
我暗暗责骂自己：真是糊涂的知识分子！那家伙杀害无辜的人，还把人活埋，怎么处置他都不为过。这点我承认。可是，那个女人，我还是佩服她。
我暗暗责骂自己：真是糊涂的知识分子！那家伙杀害无辜的人，还把人活埋，怎么处置他都不为过。这点我承认。可是，那个女人，我还是佩服她。
她在看着我，对我充满 了感激、信任以及希望。
地老鼠问道。这个问题提得那样突然、那样残酷无情，使我不禁一惊。那女人抬头望了望，笑了。
“他是个坏人，老打我。”
// 妇女的反抗
金花的故事
一个女人的丈夫刚刚在一处荒山坡上被杀，而她还笑，这似乎有点难以解释。这女人的笑是否同中国革命有关系？我很快就认为是有关系的。我细细地琢磨了在土地改革和人民战争中所了解的各种情况，很惊奇地发现，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过程，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与妇女有关，涉及她们的感情、她们同男人的关系、她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她们作为财产、宗教和性的象征。这个发现使我决定尽快找一位中国农村妇女谈话，了解她的生活、内心思想和隐密的感情
她出生在离这里三十多里的一个村子里。那里十分贫穷，粮食缺乏，生活艰难。她从记事起就辛勤地劳动。
在抗日战争中期，她十五岁时爱上一个名叫李宝的青年。据她说，李宝是她哥哥的小学同学，那年十七岁，十分英俊，身材细长，双目有神，声如洪钟。金花深深为他的声音所打动，这声音同她所熟悉的粗声粗气的农民声调十分不同。不管他什么时候来看她哥哥，也不管金花手头有什么活，她都要放下活计走过来听他们谈话。
年轻女子在结婚前，甚至结婚后都得呆在家里，不能随便露面。尽管有无数事实证明中国男人把他们的女人交给别人为妻、做妾或为娼；但是，一个女子不经父母知道和同意便同一个男人谈情说爱，却是极其罕见的。女子如果违反这个条规，便会立遭贬辱。任何人只要看到她和一个男 子在一起，都可以责骂她丧失贞操。中国社会十分虚伪：地主可以毫无顾忌地奸污佃户的妻子，每个村子都容许有至少一个“破鞋”，而青年男女不管动机多么纯正，却不许单独在一起谈话、拉手，更不要说接吻了。
渐渐地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情绪揪住了她。她不再象先前那样无所忧虑了。她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满足李宝的要求，或者，既然她不能完全满足他的爱情的要求，是不是今后干脆不再见他为妙。开头她是由于意志坚强而不肯失身于李宝。而现在她觉得，自己不去了结这笔孽债，莫非说明自己软弱？
她回到屋里，在自己房间里来回踱起步来，不时地向房门投去抱着希望的眼光。她盼望她的情人前来再次向她求欢，这一回她不会拒绝了。昨夜为什么拒绝他呢？这完全是由于自己的怯懦。他可能恨我了。她想到这里，忽然害怕起来。昨夜为什么不答应他呢？现在他不会来了。
她心想，如果她失身于另外一个男人，李宝就不会再尊敬她了，这下完了！羞愧之心使她极度痛苦。她决心马上去找李宝，去他家委身于他。
她顾不得外边下着雨，奔向李宝家。她也顾不了许多，径直跑进院子，直奔李宝的房间。房门没锁，她一推而进，里边黑洞洞的。她叫李宝的名字，但是，没有人回答。她走到炕前，用手摸了摸，炕上没人。她把各个房间找了一遍，都没有人。顿时，她四周的墙壁似乎都在收拢，房顶似乎向她头上压下来。她一气跑出房子，踩着下雨积成的水坑，溅起泥水，象喝醉酒似地摇摇晃晃地到了家。她靠在院子前边的照壁上，气喘吁吁，外边传来一阵鼓乐声。这是她的婚礼的音乐！她用手把耳朵堵上，仰面望天，天空阴沉沉的，大雨滂沱。她如痴似醉地在院子里徘徊着。
她当时十五岁。那 天是她婚礼的前夕，本来是个大喜日子．然而，她不想活下去了。她快步走进厨房，找到一根绳子，摸黑回到自己房里，把一条板凳拉到门边。
母亲擦干眼泪，站起来严肃地说：“这是命中注定的，你必须服从。”
世世代代的中国父母都是用这句话来劝导女儿服从她们所反对的婚姻。金花一听，又凉了半截，后悔自己没有死成，没有摆脱这个圈套、这个黑暗的社会、这种奴役。她痛恨这一切。当母亲重复这句话时，金花感到一阵恶心，好象服了毒药似的。
他那白灰脸的一边有一颗痣，痣上长着一根长长的黑毛，一口七扭八歪的牙齿，活像坟场里的东倒西歪的墓石。塌鼻梁、鼓腮帮、嘴唇聋拉着，简直是个丑八怪，金花想。
“哭也没用。”他说。她想下炕，他把她拉了回来，打了她一记耳光。金花不顾一切地尖叫起来。他一拳差一点儿把她的头打掉下来。鲜血从金花脸上流下来。他一直把她打得不能出声才住手。
一个年轻人真正发泄感情时，那个冲动劲儿十分剧烈、可怕，而且不加掩饰。金花看到今后是这种没有尽头的岁月，昏然入睡了。她象是被捉到监狱里，无法逃脱了。一夜之间，毁了她的一生。
按照当地的习惯，婚后第九天金花回到娘家。她把一肚子的怨气都对她娘发泄出来了。“你骗了我，”她愤怒地责骂她娘。
“难道你不记得你自己结婚的事？我爹比你大许多。你亲口告诉我，当时你是多么伤心。难道你忘了自己遭的罪，如此狠心地把你唯一的闺女推到火坑里？”
做娘的引用了许多古训极力教导女儿要忍受这一切，“木已成舟。一切都定下来了。你要记住‘女子从一而终’这个古训啊。 ”金花气得直跺脚，伤心失望地流着泪。
后来，她平静了下来，对娘说话也 温和起来，因为她认识到这桩婚事不能全怪父母，而要怪当时那个社会。没想到娘也说：“不光你一个人恨这世道，我也恨啊。”
金花尽量同她丈夫的一家建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只有怨恨，没有基础。家里除了她自己和丈夫外，还有公公、婆婆和小姑子。由于生活的煎熬，婆婆衰弱得几乎是行尸走肉，所以，金花并没有象大多数中国的新媳妇那样受到婆婆的很大虐待。然而，这一不足却由她的丈夫给弥补了，他苛待她的厉害程度，十二个婆婆也比不上。她必须日夜伺候他。睡觉时她得给丈夫脱衣脱鞋，早起再给他穿上。她得给他点烟、倒水，双手捧上茶杯时，还得带着恭顺的笑容。揍是家常便饭，稍一怠慢，就要受到毒打。
在整整三个艰辛的年头里，金花就是这样竭力消弥丈夫的脾气，使自己痛苦的日子好过一点。她十八岁那年，华北闹饥荒，她那村子也遭了灾。虽然丈夫和家里其他人仍都吃小米，而金花却只能吃到糠皮和树叶。灾情越来越严重了，丈夫决定到天津去做买卖。金花温顺地把他送到大门口。丈夫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这次出门，对金花一句体贴的话也没有，临走还粗言粗语地给地下了一连串命令。
“有饭要让我爹和妹妹先吃，剩下的，你才可以吃。”最后，他恶狠狠地警告说：“你得保住我的面子。如果你不规规矩矩，我就打死你！”
这些恶言恶语使金花十分痛心，但她还是强作笑容。“别担心， ”她说，“我只要你。”
在华北的每个农村里，都有一个肉体上受到毒打，感情上受到摧残而痛苦悲哀的金花。
她突然停了一下，眼光投向金花，亲切地对她说话，这时金花感到周身发软。“现在，”她说，“该谈谈咱们亲爱的金花妹妹的情况了。她受的苦也就是咱们全体妇女受 的苦。要是她得不到解放，咱们大家也不能解放。”“说得对！”会场中有人高呼。“咱们大家来救救金花吧。”“咱们得给那老家伙一点厉害，”金花听到一个尖叫声，“揍他！揍他！”
从此她开始注意自己的外表了。过去她总是被关在家里，现在她爱什么时候出门就什么时候出门，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旁若无人
丈夫只好同意她下地干活。后来他发现妻子的劳动使家里的收入增加了，心里非常高兴。一天晚上，他对妻子说：“一旦我不得不离开家时，你能养活我全家了。”白清早就等着他说这句话。“是呀，”她说，“我现在能养活咱们全家啦，你可以参加八路军去。你年轻，不去打反动派应该感到害臊。”丈夫察觉到上了当，不肯去参军，于是白清就不跟他睡觉。后来又扬言，如果他不去参军，她就要寻死。丈夫无计可施，终于骑上驴子去打蒋介石了。
金花的丈夫咬了咬嘴唇。“要是我再犯，就用绳子把我捆起来交给人民，碎尸万段。”
妇女们不满意，她们要求他写书面保证。于是由黑玉口授，张在纸上写：“我受到群众斗争，罪有应得。从今以后，痛改前非，如再做坏事，保人负责。”张和被找来作保的人都在这份文书上按了手印，妇女们才把他放了。
金花回到家里，给丈夫做了一碗面条，但他一口不吃。
“那么说，我下地干活你高兴。但是你舍得给你儿媳妇穿那些衣服吗？”
“没啥。人家看见你穿得好，都会说：‘那是老张的儿媳妇’，我脸上也光彩。现在我老了，你干活对我也是个帮助。我要靠你过日子。我儿子不对，可是，看在我的老面上，一定请你好好待他。我需要靠你们俩。”
妇女与革命
我最后猜想，金花的理想丈夫一定是个干部。可是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不，干部听命于上级，只是为了捞到好处。他们不劳动。我们村里有个干部，派他来为我们服务，可是他不干事，还占我们的便宜。
“对我来说，找个农民最合适。他能带头生产。他生来就忠于穷人，而干部往往不忠于穷人。一个农民比八路军干部更坚决。他像牛马那样勤劳，能克服一切困难，而且自食其力。他对我们国家有很大功劳，虽然没人知道他。 ”
“他应该比我有文化，这样，他可以教我。比如说，教我识字。要是我记不住，他应一遍一遍地耐心教我。暴性子也不要紧，只要他努力工作，领导人民和武装入民。他脾气不好，我会帮他改掉，让他对地主发脾气，而不是对我。如果他对我暴躁，我就告诉他那将使我们的家庭生活不幸福。我要用爱来感化他。他累了，我给他脱衣服和鞋子，伺候他睡觉。第二天早晨，我要告诉他，只是因为他累了我才这样做，他不能要求我天天这样伺候他，因为那样他就是压迫妇女了。如果他心里不痛快，我就穿上最干净的衣服，把头梳好，打扮得漂亮些，让他看了高兴。然后，我就让他干他所最喜欢的那桩事儿。这样，我用爱教我丈夫爱我，我相信他不会对我不好，而会爱我。 ”
弗洛伊德的《图腾和禁忌》一书中所写的一群兄弟起来反对一个氏族长老垄断妇女的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原始社会里，政治权力就是对女性的控制权。澳大利亚原始野人的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就是他们的侍女。这些妇女非常宝贵，她们完全为长老们独占，所以长老们的妻妾不断地增加，而年轻人却一无所 有。氏族社会中长老的绝对权力，主要表现在对从邻近氏族掠夺来的妇女的占有上。青年人对长老的专制不满。他们袭击别的氏族，掠得妇女归己所有，从而提高了他们在本氏族里的地位，逐渐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对比。
虽然情况远为复杂，但是，中国宗法社会也植根于家长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作为物质财产源泉的妇女的占有。在农村，对妇女的控制历来集中在有产阶级手中。拥有庞大家庭的总是地主，而不是普通贫民。穷苦农民极少有一个以上妻子的。然而，族长和地主们却是妻妾无数、婢女成群。她们不仅用自己的劳动为地主创造了财富，而且为地主生育了众多的子孙，从而使他们获得地方政治权力。笔者在河南省遇到一个地主，他全家有六十九口人。通过这个家族他控制着七百个佃农、三十个奴婢、二百个雇农和七个奶妈，这些奶妈用自己的奶汁喂养他的众多子孙。他有钱，所以能够买卖妇女；他拥有许多女人，所以他的势力强大
儒教在现实生活中对妇女犯下了七条大罪。我把他的话归纳于下：一、不让中国妇女受教育，使她们思想闭塞，无数的中国妇女被认为根本没有思想。二、妻子、女儿可以象牛马一样随便被出卖。三、女子婚姻不自主，使中国社会墨守成规，个性毫无发展余地。四、纳妾是儒教实行祖先崇拜的自然结果，因为它要求多子多孙来奉祀先人。五、女人不能履行祭祖的职责，所以女婴常常被父母弄死。六、中国的家庭制度经常导致妻子和女儿自杀，这样高的死亡率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妇女所忍受的痛苦。七、最后，祖先崇拜的信条和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助长了中国人口的过度增长。
然而，处于低下地位的不仅仅限于农村妇女。在中国的文化古都北平，迫于贫困和父母之命令而卖淫的中小 学女生数以百计。这种活动往往是父母守在门外、女孩子的自行车和教科书放在床边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夫子庙一带有着一排一排的房子，男人们在那里公开向过路行人兜售自己的妻子。那些房屋并不是妓院，而是住家。如果顾客很匆忙，丈夫便叫妻子放下饭碗或喂着奶的婴儿，赶紧同顾客上床。
蒋介石的金融中心上海也许是世界上贩卖妇女的最大市场。年轻的女性不断地被从农村弄到上海来，象商品一样投入市场，卖给人当包身工、丫头、小老婆、妓女，等等。而且，她们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去路毫无发言权。尽管蒋介石夫人鼓吹新生活运动，上海不仅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卖淫中心之一，而且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妓院。
际上，中国的许多旅馆，包括上海繁华大街上的永安公司属下的大东旅馆、先施公司的东亚酒店以及扬子酒店，也不过是高级妓院罢了。这些饭店的每层楼上都配备着一定数目的姑娘，有时候一层楼专门配有某个省的姑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姑娘都没有自由，而是属于某些男人或男人集团所有，有时候也属于某些女人所有。这些姑娘往往由于太害怕或太幼稚，无论受到怎样蹂躏都不敢抗议。新从农村弄来的姑娘偶尔奋身反抗，其结果是她们被用链子拴在床上，受到香烟头的烙烫，直到她们顺从主人的要求为止。
比男子逃离自己所不喜欢的新娘更加惊人的现象，是社会经常有意地强迫丈夫虐待他们所钟爱的妻子。我在山西省沁源县丁胡村见过一个青年农民受其父的逼迫打自己的妻子。他本来拒绝打，但是儒家的孝道使他不得不几乎每天都把妻子打得死去活来。他如果拒绝这样，他就会很容易地被投入当地官府或地主的土牢里去。由于不能忍受妻子的哭 叫和自己精神上受的折磨，他最后从家里逃跑了。这种情况只能使蒋介石社会制度腐朽的因素又增加一个。
这方面我想讲一个发生在上面提到的山西省丁胡村的很短的也是最后的故事：虽然这个村子座落在山里，那里的情况可以想象是极落后的，但是丁胡村的妇女们却不裹脚，也不下地干活。这里的妇女一般都希望嫁给地主。“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这就是她们的格言之一。但是她们对结婚的快乐并不抱什么幻想。
妇女的反抗深深地震撼了中国，甚至也可能震撼我们这个强大国家的基础。然而，政治评论家们却忽视这些农村妇女，似乎她们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正在上演的这出戏剧中没有扮演什么角色。
共产党人是不是把改造男女之间的关系作为取得政权的一种手段，这并不要紧；问题也不在于他们是否真诚。但事实是他们已经给妇女指出了她们可以为之奋斗的目标。
共产党的战略战术
- 反攻
发现他们的必胜信念是基于对内战的性质的分析上面。他们的全部观点，在一九四七年圣诞节广播的毛泽东的一篇讲话里可以说作了最好的概括。
毛泽东说：“这场战争的根本性质，就是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蒋介石将脱离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在他的政权和军队内部也将陷于众叛亲离，从而为他自己的 覆灭和联合政府的诞生开辟道路。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
他们说：中国的内战不同于俄国的内战，它主要是一场农民战争，工人参加的人数极少。所以决定的因素是实行土地改革，而不是搞工人起义。中国内战的目的是解放受地主压迫的农民。
毛泽东说：“这些方法，蒋介石和他的美国顾问都是熟知的。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提出这样那样的战略战术……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
一位起义将军
但也有一些小的军阀，不为贪婪的权欲所驱使，而是怀有浪漫色彩的、但多少有点迷乱的高尚理想。实际上他们像是戏班子里的丑角，在历史上最大的一出悲剧——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冲突中跑龙套。
高树勋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不久前背叛了蒋介石。现在，他坐在山西省的一间小茅屋里，向我叙述他自己的经历。
关于高将军的身世，值得注意的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位放荡的军阀，被共产党包围后无处可逃，为了活命便投降。相反，他的不凡之处在于：这位出身于破产中农家庭的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军长，中年以后竟重新燃起青年时代的理想，抛弃了权势地位，最后，不顾特务的监视部属的劝阻，背叛了蒋介石，毅然率领整整一个军投向他一度极不喜欢的中国共产党。
说来也奇怪，高树勋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最后走到中国共产党的阵营里，完全是西 方资本主义冲击中国人生活的结果。高树勋小的时候，没上过学。十六岁时，他到了北平。当时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虽然他为推翻了帝制而振奋，但更为找不到工作而烦恼。饥寒交迫之中，他不得不借高利贷，买个托盘在前门外卖卷烟。所谓前门，就是拱卫北平内城门户的雄伟的石砌城楼。
卖的烟都是外国工厂生产的，这使高树勋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说，“为洋人卖烟，我很气愤。为什么钱都让他们赚去？中国为什么不能自己生产卷烟？”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不强。看着守卫着北京各国大使馆的洋兵，他断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取决于它的军队。于是他自愿参加了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
另外，他是同自己的部队同甘共苦的，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官吏的生活竟然比他高几倍，而他们毕竟是靠着他才能保持官职的。
日本侵入北平后，他带领他的警察到农村打游击。他指挥着三万人，在敌后坚持了五年。然而，八路军到处扩大势力，很快把他挤得无立足之地，于是他率部南渡黄河。
他终于安全到达了后方，就前往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在那儿，我感到头痛， ”他说，“所见所闻，令人厌恶。没有一个政府机关真正办事。官员们只是等侯着蒋介石的旨令。贪污行贿成风。一位缝衣针厂老板请我吃饭，他告诉我，他须为厂里的每个工人向蒋介石的特务缴纳十万元，才能免服兵役。这可把我气坏了！ ”
“然而这种生活对我是很合适的，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恢复这种简朴的生活，我觉得很不错。即使在天津时期，当我闲着无事时，也常骑马去农村帮助农民收割麦子。不过那时候我和妻子坐在小汽车里，社会离我们是多么遥远。现在，我们俩都感到很接近生活，我们很喜欢这样。”
再说，别看他强作欢颜，我看得出他内心的哀伤。我说不出一个究竟，我只见他和共军指挥员同桌吃饭时很不自然，有点紧张，说笑很勉强。也许共产党的严肃态度使他感到不对劲，也许没完没了的政治宣传使他厌烦。也可能这是我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有此种感觉。
八路军
八路军大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军事组织。它不效忠于政府，却在一个中央军事指挥机构领导下作战；它的兵员是招募来的，却不领薪饷；它的军官纪律严明，却没有军衔。
八路军的威名传四方，无论到中国的任何地方，共产党地区也好，国民党地区也好，只要你伸出拇指和食指，人家就会意你指的是八路军。八路军走到哪里，它的威名就扬到哪里。从中缅边界的丛林到满洲的雪原，从青藏高原到黄海之滨，八路军转战全国各地，先后同军阀、蒋介石以及日本的一百多个军较量。八路军的战士来自各个省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支全国性军队，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们。一句话，他们是武装的造反者。
共产党从不把战争看成仅仅是军事问题。他们的一线团部里，常常配有大批非军事人员。每个团里不仅有指挥员和战斗员，而且还有教员、学员、男女演员、土改干部和农业专家。因此，一支八路军部队常常不只是一个作战组织，而同时还是一所学校、一个剧团、一个劳动合作社和一个政治俱乐部。
八路军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的平均年龄比老红军时期要大得多，我估计与我们美军的年龄水平差不多。在我调查的一个团里，士兵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身高五英尺，体重一百三十六磅。这个 团的战士几乎百分之百是华北农民。老红军时代剩下的南方战士早己成为军官了。
军官当中百分之七十一出身于农民，百分之十一出身干工人，百分之十二出身于学生，只有百分之六(除学生以外)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商人、知识分子和小地主等的子弟。
除了职务较高的老共产党员外，大多数军官都是本地人，少数是老红军，还有些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外面来的知识分子。军官的平均年龄是：团一级三十岁，旅三十五岁，师是四十岁以上。全军年纪最大的指挥官是朱德，其次是五十五岁的刘伯承将军。最年轻的师长是三十七岁。
最后一点，八路军里没有单为军官而设的俱乐部，医院里没有军官专用病房，也没有军官专用的食堂。这一切听起来虽然颇有点诗意，但我想恐怕不会持续长久。我所遇到的大多数军官都说，他们当然不愿象俄国人那样取消这种制度。但也有几位高级军官私下告诉我，这是革命时期的措施，和平时期或许会改变的。
蒋介石军队
一九四五年中国内战爆发时，蒋介石军队有三大弱点。第一，它有好几年没有认真打过仗；第二，它跟中国人民对立；第三，它没有灵魂。
某些爱发牢骚的蒋介石军官中流传的一些说法，颇足以说明蒋军的战斗力如何。例如说蒋军有“五不和”：一、军政不和；二、军党不和；三、军民不和；四、军内不和；五、官兵不和。还有三个不关心：一、不关心打仗；二、不关心老百姓；三、不关心自己。
没有靠山的军官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因事得咎，招来杀身之祸。问一问在缅甸作过战的美国军官就知 道，中国团级指挥官是如何跪在他们面前，苦苦哀求不要向上汇报他们作战中的差错，因为这会使他们被送回中国去遭枪决。
中统和军统特务甚至在战区司令官周围也布下阴谋和猜忌的罗网，对参谋人员逐一施加恫吓，使他们与司令官疏远。特务从军部里抓走参谋人员时，军长无权过问。
蒋介石还命令某些师长对他个人负责，这种师长在战场上可以借口等待“最高”喻示而拒不接受军长的命令。这样一来，战术不是服从于战略和国家政策，而是服从于一个权欲熏心的党霸。
受过孙中山先生熏陶的老一辈的有民主思想的将领，和只知道听命于蒋介石的青年将领之间互不服气，也是导致蒋军覆灭的一个因素。
军官与士兵好象是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就是说，当官的有时表现得象一家之长似的，但总把自己手下的士兵看为不配享有人权的无知农奴。这种关系在蒋军里占统治地位，而在军队里这种等级关系比在农村里更加突出。
军官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打骂士兵。在抗日战争和内战期间，我都看到过士兵们在车站月台上挨扁担，在公路上挨汽车摇把打，在房间里挨铁棍打。有一次我看到曾经在纽约当过领事官员的某上校狠打一个士兵的耳光，因为那个士兵找不到一副纸牌。当我向他提出抗议时，这个上校说：“那些哑吧畜牲就吃打。 ”
但总的来说，普通士兵的地位只比猎狗强一点，而不如骡马。事实上，骡马吃的和所受到的照顾都要比士兵好些。
士兵负伤后就很少能活得成。我经常看到伤兵因为买不起车票而被赶下火车，因为军官和凶狠的军士要装运鸦片而被赶下半空着的卡车——请注意，这些伤兵不是被扔在医院里，而是扔在荒野的山路上。在医院里，我看到伤病员还没有断气就被扔 在厕所里不管了。我看到伤病员躺在很脏的地方，没人照料，就象集中营里的囚犯一样。这些奴隶士兵猪狗不如的悲惨命运、痛苦绝望的生活、必死无疑的结局，迫使他们在危难中结成“生死之交”。这样，在他们受伤或挨打后，结拜兄弟将会照顾他们，而社会和军队都不管他们的死活。
每次作战之前，由政工干部向部队讲解这一仗与整个战局以至于整个中国革命有何关系，分析敌我双方的总形势，强调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蒋管区物价暴涨，蒋管区后方暴动频起等等。
八路军一切政治教育的目的，实际上是向士兵注入阶级觉悟的精神。
“战友的阵亡会削弱新建部队的士气，对老的部队则会更激励其斗志。我们所有的纵队全是由老战士组成。本地参军的编入新部队中，逐步提高其士气。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八路军的一种政治战术，这种战术可能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军队从未采用过的。这就是八路军的诉苦会。
蒋介石发动进攻
战争仅仅是政策的工具，但是蒋介石好象从来没有一个全盘战争计划。战役计划是有的；全盘的战争计划则无。而在同共产党发生冲突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感到他忽视了共产党的军队，而把自己获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夺取铁路线、城市和重要据点上。
人们一经举起这些武器，不等到报了仇、雪了恨，就决不会再放下来。
这种战争的直接军事作用是牵制蒋军，扰乱其后方。从太行山里的白坨村的例子可以看出这种战争使敌人烦恼到了什么程度。国民党军队老是来这里抢劫，激起了村民们的愤怒， 他们从附近的山上搬来石头，在村内所有街道上建起一人高的衔垒，窗子也用石头砌起来，设下埋伏，等国民党又进村枪劫时就打。他们用少量的步枪为武器组成了游击队。很快，附近的树庄也仿效这种做法，最后整个农村都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的驻军。这时，大批贫农、雇农和农业工人受到土改的巨大鼓舞，涌到共产党阵营一边来，而另一方面，地主和部分富农投向了国民党一边。由于穷人在数量上远多于富人，所以形势显然对共产党有利。
这种情形本来足以使最鲁莽的指挥官也要停下来考虑一下。但这时国民党当局仍执迷不悟，以至于在二、三个月以后，也就是一九四七年夏天，形势已更加恶化的时候，国民党发言人还声称战争已经结束了百分之七十，剩下的仅仅是清剿行动而已。这种乐观主义十分没道理，人们只好认为这是穷极无聊的玩笑。
反攻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的军心已经动摇，蒋军军官的士气低落，全国后备力量日趋枯竭，而后方人民纷纷起来反抗，使得蒋军穷于应付。蒋介石的前线部队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重围，马歇尔将军已返回美国，并明确表示对蒋介石爱莫能助。然而，蒋介石坐在南京的总统府里，未从其困境中学得谨慎一些，竟然铤而走险，干了一件极其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利用了黄河变化莫测的特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黄河不断地改道，有时经过山东有时经过江苏北部流入太平样。要使黄河改道，就像要改变中国本身一样，在中国人看来是违抗天意的。一九三八年，蒋介石扒开大堤，放黄河水南灌企图切断日本侵略军的道路，把他们挡在郑州城外。虽然他挡住了日本人，但是，十一个城市和四千个村庄惨遭淹没，两百万农民无家可归。
现在，蒋介石又想把他当年所决的堤堵起来，使黄河回归北面的故道——即流进现在共产党占据的地区。
灾难不是到此结束了。洪水除了立即淹没大片土地以外，还威胁着一千三百个座落在干涸河床上的村庄及其四十万人口。更惨的是，正值收割小麦的季节，农民们不得不抛弃他们的麦收而去抗洪。
华北已经奋起反抗蒋介石军队，但现在似乎无法对付黄河了。这里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是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二是山东人民的感情。下面是“联总”的一位官员对当时他旅行住过的一个地方，在解放区政府领导下进行抗洪战斗的描写：
政府官员们决不允许谈论万一修堤工程失败了该怎么办。工程非完成不可。要不是民工缺乏粮食，堤坝本来还会筑得更高一些。严重的问题是修筑工程占用太多农业劳动力，这样就必须尽可能地组织妇女和小孩来弥补。
至于洪水对老百姓的情绪方面的影响，我本人有充分的机会进行现实。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九三八年蒋介石决堤的时候，我正和他的部队在一起，一九四七年“黄河归故”的时候，我恰好在共产党的地区。不同的是，头一次水灾给农民们带来悲哀，这一次水灾却激起了农民们的愤怒。中国农民是世界上待人最和气的，可是见了我甚至拒绝同我交谈，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修筑河堤的时候，轰炸他们的是美制飞机。
挺进大别山
刘的部队每到一个城镇，都打开国民党宫家的粮仓，补充自己的军需后，把剩下的粮食救济穷人以收民心。地方武装的枪支，未经任何抵抗都被他们收缴了。贫农、雇农以及想出去见世面的青年踊跃要求参军。刘的部队增加了数千名新兵，继续向南挺进。
共产党的钞票第一次在上海的浦东一带出现。在其他地区，共产党钞票的币值猛涨为国民党钞票币值的三、四十倍。
// 独夫单挑人民
共产党与蒋介石
满洲遭到劫掠
在此期间，美国用军舰和飞机把近二十万蒋军赶运到满洲。蒋的文武官员们，本来大可像共产党人那样去同义勇军联系，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边。可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去找那些给日本人当了十四年汉奸的地主，把他们组成武装的队伍，去打义勇军和共产党。换句话说，国民党出于其半封建的本性，同满洲人民深恶痛绝的分子联合了起来，从而奠定了一场阶级战争的基础。这就给共产党人赢得满洲农村创造了机会，他们以前正是这样赢得华北农村的。
经过日本人的十几年统治，满洲人对一切已习惯于逆来顺受。但是，同所有的大资本家一样，日本人在对一个国家进行掠夺的同时总还要给这个国家一点东西。满洲人叫苦说，国民党却是一味往外拿，一点建设也没有。
在满洲的所见所闻使我感到，要是有机会的话，当地人早就会把蒋介石的军队一下子赶出满洲。
有三个现象可以清楚地说明他们的情绪。
其一是，满洲人觉得日本人其实并不太坏，他们使人民生活有保障，工业正常生产，物价稳定，行政效率高。
反对国民党情绪的第二个表现是，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得人心。因为他们是共产党，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消除俄国人给共产党留下的坏名声。在城市里进行巷战的时候，国民党军官总是不许老百姓离家外逃，致使许多平民丧失性命。然而共军占领一条街道的时候，却允许人民逃离战场，想上哪儿去都行，想跑到国民党那边也可以。这一条给满洲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像。
最后，蒋介石在东北丧失民心的另一证据是，“满洲人的满洲”运动重新兴起，支持这一运动的人要求满洲在中华民国范围内取得(像加拿大那样的)自治领地位。
从总的战略观点来看，蒋在满洲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能抢占华北平原，把他的首都以及主要供应基地同东北联接起来。他的各条战线没有连成一片。
将军说：“我是骑兵指挥官，骑兵可以用来进行侦察、巡逻和冲锋，可是却让我去守卫铁路，我可怎么个守法呢？农民们跑来把铁轨扒走，我又有什么办法？我是东北人，难道要我向东北老乡开火？我请示上级，可是得不到指示。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该怎么打这个仗。我常纳闷我们现在干嘛要打仗。日本人占领我们的森林、河山整整十四年，可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自相残杀起来了。”
上校点了点头。谈话停了片刻。火车到山海关了，这里是长城与海衔接的地方。上校往窗外看了看，然后回过头来说：“唉！我觉得八路军他们根本不需要夺取长春和沈阳，他们只要占领周围的农村，组织起民兵，然后南下到山海关这里，切断咱们的退路就行了。我不晓得上级如何着想。咱们应该离开这里，否则干脆别打了。”
台湾大屠杀
在一九四七和一九四八年间，蒋介石政府在台湾岛上，以实验室的规模对人民试行了这种“改造”。
最后，到了一八九五年，昏庸无能的清廷签订条约把台湾割让给了日本。日本人花了七年时间才平定了全岛。但是局势一定，他们就发展交通，改善公共卫生，扩大商品流通，规划农业，以提高人民生活。他们消弥匪患，兴修铁路，保证行旅安全，为台湾人建立了一套严厉的法制，但是却没有给他们多少社会或政治自由。
由于最后这一条，由于台湾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出于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水平比祖国人民更高，由于他们已经风闻大西洋宪章、民主和蒋介石夫人的新生活运动，因此一九四五年秋中国军队进驻台湾时，当地居民一片欢腾，他们穿着节日盛装，列队到火车站和码头上去欢迎他们的“解放者”。但是他们的喜悦心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是被解放，而是被征服——而且是被比他们文化水平低的人所征服。
蒋军士兵到市场货摊上拿东西不给钱，夜里拦路抢劫老百姓，下乡打家劫舍时甚至还杀人灭口。于是，在日本统治时期盗贼绝迹的村镇城乡，不得不纷纷成立保卫地方的组织。
蒋的文职官员来接替军队管理地方以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接收大员们没收了日本人的全部财产，把其中大部分拿到黑市出售，以饱私囊，或索性把东西运回大陆，送到自己家里。把日本人的财产收拾完后，蒋的官员们很快又打起台湾人财产的主意来了。
蒋的文职官员来接替军队管理地方以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接收大员们没收了日本人的全部财产，把其中大部分拿到黑市出售，以饱私囊，或索性把东西运回大陆，送到自己家里 。把日本人的财产收拾完后，蒋的官员们很快又打起台湾人财产的主意来了
在接收一个工厂的时候，蒋的宪兵总要问三个问题：“现款有多少？”“有汽车吗？”“有洋楼吗？”。台湾籍职员陆续被辞退，由国民党带来的人接替。尽管岛上的技术人员几乎同全中国的技术人员加在一起一样多，但是当地的技术人员大部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夺了饭碗，被迫去给国民党的小官僚们当厨师、文书或低三下四的仆役。
例如：有一个制药厂的厂长被解职，由一个中国官员的亲戚接任，此人原来是在上海一家药房打杂的小伙计；渔业技术人员被辞退，当了佣人和听差；台北煤气公司的经理不得不去一家洋行当职员。这种做法，加上中国人没有投入任何资金和美国空袭遗留的影响，使台湾的工业失去了元气，一蹶不振，就像
大陆人不但把台湾人撵出工商业，而且也把他们撵出政府。甚至连大小办事人员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在国气党里有靠山的人。由台湾人担任的最高政府职务是教育厅副厅长，此人后来也惨遭杀害。蒋的接收大员一手垄断政府，一手垄断工商业，这是使他们得以大发横财的绝妙方法。人们不给贿赂就很难领到开店经商的营业执照。敲诈勒索的大陆人受到国民党秘密警察和蒋政府的保护
国民党对台湾粮食的掠夺达到了犯罪的、甚至是逼死人的地步。前面说过，岛上的粮食本来是自给有余的。稻田的产量非常之高，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可以让大片农田休耕一年或更长的时间，粮食仍然够吃。过去日本人总是要等到全部庄接收割完毕，可以决定公平合理的田赋以后，才把大米运出该岛。现在中国人却任意规定实物田赋，结果使歉收的农民纳粮以后家里剩不下多少大米。尤为恶劣的是，在农民送粮去税站的时候，沿路的驻军哨所不挤到点油水就不放行。结果，农民到达税站的时候，所剩的大米就不够数了。
但是，正当霍乱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一位中国医官却下令节约使用这些溶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因为这只能断送那些本来可以救活的病人的性命。不料竟有一个官员回答说：“这些霍乱病人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穷人嘛。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位医生气得流出了眼泪，跟他顶了起来，他冲着这个官员说：“你阔，你重要！我要祈求上帝让你自己也得霍乱。”
不单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情况不断恶化，而且教育质量和道德风尚也日益败坏。国民党人进岛的时候，发动了坚决取缔日语的运动。当时老百姓对学中国普通话异常积极，因为据说学会了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中国公民。但是他们很快就开始感到自己其实只是殖民地人民，不管怎样努力学习，也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中国公民。在学校里，头半年的时间国民党的教员除了汉语和国民党的党义以外什么也不教。算术、科学知识等等全被置之不顾。国民党的教员对台湾人说要教他们标准国语，但是在一个为台湾教员举办的训练班里，五位中国教授各说一种不同的方言，那些可怜的台湾人搞不清究竟谁讲的是国语。
更糟糕的是，语言也被用作镇压和控制的工具。国民党教员叫大陆籍女生暗中监视台湾籍女生，揭发偷讲日语的人。岛上的女孩子本来挺愿意学普通话，但是这种禁令却激起了她们的反抗精神，她们硬是讲起日语和台湾方言来了，借以表示对大陆人的不满。
学生贿赂老师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蒋的这帮误人子弟的教员到来以前，岛上几乎没有这种陋习。可是到了一九四七年，每逢考试前夕，学生都用红纸包了钞票，上面写些应景的吉利话，给老师送去。不这样孝敬老师的学生，非得学业出众才能拿到哪怕是及格的分数。
蒋介石的官员不但把贪污、诈骗和霍乱带到了台湾来，而且还把早已在岛上失传的中国封建习俗带了来。纳妾的陋俗在日本统治时期已经基本绝迹，现在又在岛上流行起来。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姑娘认为给人当二房或三房姨太太是丢人的，但现在由于无以为生，许多人把这当作最好的出路。
就像吃了慢性毒药似的，台湾人自己也腐化堕落，变得同大陆来的统治者不相上下了。纳妾和卖淫之风四处蔓延。道德沦丧到了新的低点。台湾人看到这种风气，悲叹说：“要不了几年，我们就会堕落得同那些大陆猪仔一个样了。”
笔者极力避免在谈论独裁政权的所作所为时带上主观的色彩，但是不能不指出，蒋介石政权对台湾人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人类的犯罪。在日本人统治下，台湾没有发生过饥荒、瘟疫、通货膨胀、儿童失学、沿街乞讨的现象。民众有医疗、保健、甚至还有牙医。现在一切扫地无存了。虽然没有自由，但日本人还算过得去。它们收税，但它们还拿钱出来发展经济。国民党是只刮不还。
蒋介石的官员对台湾的剥削，不但使他们自己而且也使他们整个国家名誉扫地。“中国”一词变成了既可恨又荒谬的同义语。不管什么事出了毛病，台湾人就说：“中国就是这样嘛。”这个词概括了一大堆坏现像，如娶两个老婆，醉生梦死，办事先要钱，搞裙带风等等。这也就是美国人所讲的“一团糟”的意思。
三月八日，蒋军开抵基隆，当晚进入省城台北。他们马上就把许多台湾青年拖到大街上枪毙。士兵们掷石头打破窗子爬进民房，当着惊骇的户主的面进行洗劫。他们闯进一个小 学女教师的家里，奸污了她，还开枪打死了她的父亲和兄弟。她的父亲是一位校长。
第二天，陈仪就取缔了人民委员会，军队占领了广播电台、所有的政府建筑物和所有的学校。青年人和学生被驱赶到街上，其中有一百多人被捕。三月九日和十日两天，枪声日夜不断，台湾电力公司的一个职员身上带了三千元上街买米，不单钱给抢走了，而且还丢了性命。一位小学校长，身上带着三万元学费，也惨遭同样下场。台湾人一出门不是挨刺刀就是吃子弹。与此同时，还到处搜捕、殴打和枪毙中学生。有一帮宪兵去逮捕一名市议员，他的妻子抱着婴孩到门口堵住了路，宪兵就开枪把她打死了。街上行人遭到抢劫、殴打和辱骂，就是呆在家里也有人破门而入，把东西洗劫一空。
到了三月十一、十二和十三日，进行了更有计划的大屠杀。军队和宪兵按照大陆籍官员提供的仇人名单，搜捕冤家对头，特别是记者、教员、委员会成员和商人。这些人往往被就地枪决，也有些人给带走，不知所终。名单上的人如果找不到，就把他们的家属抓去作为人质。
吴凡钦法官曾经判处一个贪赃枉法的中国警察徒刑，他被人从家里带走，扔到桥底下结果了性命。烟草局的一个官员和其他八名台湾人也遭到同样对待，被扔到桥底下，割鼻、毁容和阉割。
有一位留美的大学毕业生曾经想要兴办一个台湾糖业公司，不让大陆资本进入岛内。他遭到枪击，丢了性命。有三个法官被人从家里绑架走，他们都曾经给贪赃枉法的中国官员判刑。一位曾经公开抨击大陆人贪污腐化的七十二岁高龄的国民参政员被人从病床上拉走，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惨遭杀害。
几十具学生和其他人的尸体有的被扔在一块儿，草草掩埋以后，因为盖土太浅，又露出 了地面，有的被扔进海后又冲上了岸。从尸体上可以看出，他们是被打死、刺死、枪毙、砍头或肢解而死的。死者的妻女悲痛欲绝，而且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会祸从天降。她们跪在被害亲人的身边号哭着：“你不是坏人，又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杀害你呀？ ”
台湾大屠杀震惊了中国人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甚至也使世界为之惊骇。
但是，由于其他事件纷至沓来，这场大屠杀很快也就被人淡忘了。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因为感到羞愧而低下头来。相反，它还发表了最假仁假义的声明，为其军队所进行的大屠杀辩解。
蒋介石说：“这场风波完全是台湾共产党人挑起的。这些台湾共产党人过去曾经被日本人征召入伍去南洋打过仗。 ”
这种恐怖政策还是起作用的。台湾人几乎完全给吓住了。大多数人都不敢过问政治了。他们更不敢批评政府或批评政府的腐败了。反正是不敢公开批评了。不过私下里还是要议论的。实际上也只能私下里偷偷议论，而且还要极端小心。要是有谁同外国人说了话，就会受到怀疑。因此，我约一位台湾人谈话时，必须提前半小时到场；谈完后这位台湾人必须比我先走半小时，以免人家怀疑我们曾经在一起呆过。
一个台湾人对我说，“日本人待我们很坏，但至少我们对自己的处境心里还有个底。我们没有什么自由，但法制还是公正的。法院里秉公审案。日本人是苛刻的主子，但他们不会背后给你一刀。现在我们有警察、宪兵、特务、三青团、国民党和政府，监视我们的机构真是数不胜数啊！
54 知识分子的觉醒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的原动力是农民起义。不过，虽然农民支持与否是内战的决定因素，它还不足以使共产党战胜蒋介石。共产党要打赢战争，取得天下，还必须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商人和军队抛弃国民党政权。否则，整个革命就可能蜕变成单纯的农民起义，等到进攻城市的时候就会垮台。
共产党要找到联系蒋管区人民的桥梁是很因难的。国民党地区具有政治敏感的人大都对共产党不怀好感。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为埋葬蒋介石准备好了棺材，但正是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起来造反，才在蒋介石的棺材上钉了最后一颗钉子。
经济大崩溃、蒋家宪兵和特务到处实行恐怖，这些重大的因素促使知识分子确信蒋介石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因此他们感到走投无路。即使如此，要不是他们从共产党的纲领里看到一线希望、一条活路、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的话，他们也是不会积极转向共产党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群众列队游行欢迎由美国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停战小组，国民党军队竟驱散游行群众，抓走了四十名为首的人。据说其中的两名教员被活埋，八名男女学生被扔进附近的河里淹死，其余的人被投入监狱。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驻防徐州的部队，开枪打死十二名徐州中学学生，伤二十七名。该校教务主任身中七弹，当即毙命。有三百多名学生跪在机枪前面恳求饶命——这些机枪可能就是由正在进行调处的美国供应的
人们开始私下议论反对美国武器、美国顾问和美国陆海军士兵进入中国。年底前两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平强奸了一位中国姑娘，这一事件使反美情绪公开猛烈爆发。中国人群情激昂，声势浩大的学生示威在全国各地几乎同时爆发。
...
由于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它采取了这些极端措施以后仍不放心，又在各班级里安插特务监视可疑的学生。其目的当然是确保各大学在思想和政治方面完全保持正统。
本来想对学校实行思想统制，结果事与愿违。在学校以及拘留被捕学生的“感化”营里，宪兵、特务和三青团都不断攻击中共，肆意渲染它的罪恶。这样大肆宣传的结果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身受恐怖统治之苦的学生心想，为什么那些如此可恶的家伙偏偏要当着他们攻击共产党呢？为什么亲手打过他们的人却偏偏要声嘶力竭地宣传共产党的野蛮？为什么恰恰就是那些思想最开明的老师，那些在三青团用棍棒行凶时挺身保护他们的老师被骂为共产党？为什么那些年过三十、身穿大褂、腰插手枪、横行霸道的“学生”，会突然之间跳出来，硬说一个经常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的学生是共产党？在此期间，国民党推行了一种新的、其实也是很陈旧的战略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派，这种战略终于使它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分道扬镳。
// 蒋家王朝的崩溃
军事崩溃
到了一九四八年四月，蒋政权濒临破产的局面已经昭然若揭，有些观察家已预言，蒋政府将在半年内垮台，可是蒋却宣称：“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们中华民国决不会垮台，六个月不会垮，六年不会垮，六十年也不会垮！ ”他在一次总结军事形势时宣称，将在三至六个月内剿灭华中全境的共军。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中国的独裁者已经完全同周围现实脱离接触，而陷入主观臆想之中。
中国社会的两重性造成了本国地主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工商 资产阶级两位一体的统治。作为独裁者，蒋介石体现了这两大统治集团的联合。
国民党内的买办势力压倒了封建势力，所以在蒋介石的性格中，买办性也占了上风。买办的基本特点，一是依赖洋人，二是没有骨气。蒋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买办一样，尽管并非毫无摆脱外国老板而自立的幻想，但是一到摊牌的时候，却很少能同他们作斗争。他只是在日、俄、美、英之间纵横捭阖，先事一大国，再事另一大国。买办不像一般的资本家那样搞生产，而是买空卖空，全凭耍手腕。
买办总是在地主和洋商之间周旋，以求左右逢源，财运亨通。他永远也不能自立，也根本没有自己真正的个性可言。他总是设法在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之间周旋。蒋既不能一心维护中国的旧派势力，也不能一心支持中国的新派力量，因此他就既得不到洋人的欢心，也得不到中国旧派人士的欢心
蒋介石施政之道，取法于汉代专制君主的那一套——在官僚等级制度基础上一人独揽大权。君权是由于君主及其祖先拥有“德”这种神力。“仁、义、礼、智、信 ” 可使国运亨通。蒋介石袭用“风行草偃”这句古语。但不知怎的，他的风越吹，人民就越是朝相反的方向倒去。
57-旧中国的末代统治者
新时代
国民党没有为保卫其首都进行任何战斗。共军大举渡江时，蒋的文武官员爬上美制飞机，狼狈逃往上海。有一位前往送行的外国外交官看到，登上飞机的将军们还随带大批家具，其中竟有一架钢琴。尽管天崩地陷，国民党的头头们仍然本性难移，一心想的就是保住自己的家产。
次日清晨六点四十五分，十二名士兵闯入美国大使馆，进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卧室，当时他还睡眼惺忪地躺在床上。这位七十二岁高龄的大使，一生寓居中国，能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士兵同他说话时态度很粗鲁，还指着房间里的陈设说：“这些东西很快就会属于人民。”他们临走时交代使馆的仆役，不准司徒雷登走出使馆的院子。这些纯朴的士兵凭枪杆子为革命打了天下，对人毫不客气。从这件事恐怕就能看出此后东方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共军从南京飞速前进，直逼上海。上海是西方帝国主义在远东长期经营的基地。这座六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的外国租界，在历次中国内战中从来没有遭受战祸
近百年来，长江下游一直听凭外国军舰游弋，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能够不让它们出入，也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愿意这么干。渡江战役开始时，高傲的英国海军当局不顾中国出现的新局面，悍然命令军舰紫石英号驶离上海运送物资供应给南京英国大使馆。这一行动肯定具有挑衅意味，尽管也许并非故意挑衅。
这一事件意义极其重大。三十年以前，只要有英国军舰在长江出现，就足以使中国内战的战局顿时改观。如果在二十年以前发生这样的事件，停泊在中国沿海的所有外国军舰就会纷纷开进长江教训那些不安本份的中国人。
而那些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这个政权的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他们无法挽救这个政权，也不得不承认一支崭新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力量已经取得了统治亿万中国人民的权力。
其实，这家报纸还可以再补充一 句说，这一天也很有可能作为在亚洲敲响帝国主义丧钟的日子而载入史册。解放军横渡长江，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在一百年前欧洲反动势力镇压一八四八年革命，开始向东方对亚洲无情地进行扩张时开始的。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了美国的佩里将军强行打开日本门户、克里米亚战争、印度民族大起义、沙俄向黑龙江流域扩张等一系列事件。
权利
但是，国民党人一直未能建立一个主权国家，这是因为他们从未彻底粉碎农村的封建势力，而是同其妥协；从未彻底与西方帝国主义决裂，而是依附于后者。
农村大部分地区仍然被习惯势力统治着；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继续在死人的专制下生活(敬祖)。这一事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国民党政权的虚弱本质。国民党资产阶级从未能使其统治合法化。它未能建立议会，因此，就无法使其政府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事实上，国家政权无能已极，在国民党统治的二十年间，蒋介石既未能消灭匪患，也未能给国家带来哪怕是一年的和平。
总结以上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革命导致了权力的增强。以民主的名义开始的辛亥革命在统一国家的口号下打倒了军阀，但又产生了蒋委员长。当前这场革命在“人民”的旗帜下打倒了“领袖”蒋介石，而出现了“救星”毛泽东。
就这样权力从皇帝手中落到军阀手中，从军阀手中落到独裁者手中，最后到了大救星手里。每转一次手，权力就变得越强大。
说得简单一点也说得难听一点，这种权力是盗窃来的。中国革命从该国古老的社会结构中窃取了力量，并利用这些力量获得权力。西方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也破坏了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以及旧权威的力量。旧权威即家庭、地主、佛教、儒家官职制度以及古老而顽强的中国传统。古老的家族结构的壁垒崩溃了。挣脱家族桎梏的人们涌进了城市、工厂，涌进了军队，成为权力的工具。辛亥革命加速了这一进程。旧的社会秩序虽然还没有破坏殆尽，但已无法恢复。因此共产党即将真正成为中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和政治的权力中心
把中国从封建主义和西方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权力。而建立这一权力的唯一办法是打破封建的枷锁，把从中解放出来的人民组织起来。
他的专制权力还因为其政权的低效能而受到削弱。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之所以被推翻并不是由于他推行了暴政，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建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权力十分虚弱，使他无法阻止中间一层的统治势力或他自身的统治机构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结果使得古老的社会枷锁更加沉重不堪。正因为如此，他成了人民的敌人。归根结底，蒋介石的权力从来没有能够独立存在，而是始终建立在一个行将崩溃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上。共产党向旧的社会金字塔的残余发起进攻，蒋介石就倒台了，因为他的统治根基已经在他脚下腐坏了。
这种权力的增强是否将造福于中国人民？这不是一个马上就能够回答的问题。要合理安排人类的生活，必须靠权力。权力本身并不是什么罪恶；只有对权力失去控制时，它才成为一件坏事。
中国革命的这种缓慢发展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结果。共产党人并未开创革命，而是深入发展了太平天国造反者所开始并由孙中山先生所扩大的运动。因此，当他们接管国家政权时，夺取权力的一些最重大的社会障碍，多半已被他们的前人所清除了。这意味着他们无需为那些仍然受到广泛尊敬的社会传统的被摧毁而承担罪责或蒙受耻辱。
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理论从未在中国扎下深根，因此共产党也不会从这方面遭到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反抗。除了农民小私有者之外，也没有任何强大的中产阶级足以阻拦共产党执政。
但是，同样有理由相信，这一国家机器可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发展成为不受任何控制的力量。换言之，可能产生新的特权阶层，产生高踞于中国人民头上的经理集团。
历次革命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出现一个领导人把过去的所有同僚都贬低到从属地位，或者把他们消灭掉。一百五十年前的法国，二十年前的俄国．十五年前的德国以至于昨天蒋介石的中国都发生过这种事情。明天在共产党中国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但是，中国革命发展违度比较慢，而且，共产党并非通过政变夺取政权这些都有助于防止在这方面搞出太过火的行动。
然而胜利在望的共产党人开始出现走向神权政治的趋势。如前面所述，毛泽东经常被称为人民的“救星”。这个词西方人听起来有一种宗教和不民主的气味。一个人被尊祟为天上的星宿，那他就成了尘世间的人们高不可攀的人物了。
农民是内战中的决定因素。但他们是否会服从中央政权，却值得杯疑。知识分子将成为新中国的掌权人物。对这种前景，人们不可等闲视之。在中国，一个人只要识书断字，那么，根据传统及其所受的训练，他就享有特权，高人一等，也就要摆读书人的架子，墨守陈规。在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靠背诵儒家经书而获得功名，因此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很可能会迷信新的教条。他们可能像过去的读书人对待经书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当作 一种精神上顶礼膜拜的神物，束缚自己的思想，同时以此为武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老一辈共产党人以及抗日战争期间入党的人，大部分也是知识分子，但他们同群众保持着密切联系，久经锻炼，因此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种危险。可是大批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缺乏那种宽宏的气量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们满脑子教条，比共产党本身还要更“马克思主义”，他们硬搬条条，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他们嘴上也说要联系群众，实际上看不起农民，丝毫不关心农民的生活。我不想一概否定中国的知识分子。应当承认，中国革命对那些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知识分子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民主影响。但是对那些新近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则另当别论。
但是单讲一个“忠”字，并不能在社会上造成共同感情。当一个国家强调忠诚高于一切时，它就已经快接近崩溃了。因为人民开始认识到，统治者除了要求他们服从其权力之外，再也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蒋介石政权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它丧失了“德”，违背了道德规范，没有能够建立一种人民可以遵循的生活准则。共产党是在国民党失德而覆灭的废墟上兴起的。
这取决于它是否能使中国人民产生共同的信仰。
上帝不为凡人的事业服务就不能保持其至尊地位。
财产
对毛泽东来说，反蒋战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取群众的拥护，尽可能少树敌。
毛认为平均分配土地是争取群众支持的最好办法。他认为，只有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到十，但拥有全部土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地主富农才反对这个纲领。由此， 他得出结论，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将参加上地改革和统一战线。
“只可惩办那些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
“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
克制和谨慎行事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策略原则。
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土地改革并不只是土地问题，还涉及同地主经济紧密相联的整个社会制度。
自由
中国的贵族阶层一向是软弱的，因此，中国人所理解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的。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给解放区人民的最大恩典是使他们免于饥饿。土地改革并没有使农民摆脱贫困，但至少使贫困平等化。只要村里有粮食，人人就不会饿死。
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使贫困无地的农民获得了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感情——希望。有粮食可吃，这同自由、即个人主观权利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危险在于新兴的革命阶级可能不但打倒统治者，而且也打倒其他一切人，到头来也打倒它自己。
中国共产党在发动人民起义的过程中解除了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使国家摆脱了西方的统治。但他们是否使人民摆脱了国家权力的控制，却很难说。人民将不再受到蒋介石那样的专制暴政的统治，但大概仍要受到权力的约束。
这些农民依靠自己所创立的权力，使自己摆脱了旧制度和旧的统治者的桎梏，但他们现在所建立的新制度和新的统治者，其奉行自我中心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前的统治者。
于权力属于人民，人们可能会认为个人自由的前景会得到保障。但发展的趋势却恰恰相反。因为，顾名思义，任何基于普遍意志的权力，最终必然要求个人意志服从于它。这就是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共产党也很得意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使社会权利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支持者犯了孟德斯鸠所说的把人民的权力同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的错误。但中国共产党自己却很少犯这种错误，他们异常直率。他们对我说人民是他们的“亲骨肉”。这个意思很清楚，他们讲的是他们力量的源泉，而不是什么个人自由。
但是共产党现在已经控制了拥有近两亿人口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说人民有至上权力就不对了。人民可以领导一支农村游击队，可以领导某个村子的土地改革，但他们无法领导整个中国。至上权力意味着发号施令。很清楚，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发号施今。
共产党所用的“人民”一词，常常使西方人感到迷惑不解。过去中国皇帝自称为天子。现在，中国共产党人自称为人民之子．换句话说，人民取代了上帝，共产党取代了皇帝。皇帝秉承天命而统治，共产党受命于人民而统治。在旧中国，人民生活在死人的专制之下。他们必须尊崇祖宗。现在，共产党说，人民就是祖宗，应当尊崇人民。用西方的语言来说，至高无上的皇帝为至高无上的人民历取代。神的意志为人民的意志所取代。
毛泽东的许多追随者在宣扬平民权力的时候，所提出的是带有中世纪色彩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宣传“走群众路线”，说人民永远是对的，人民不会做错事。这样，他们就为专制主义铺平了道路。因为很明显，如果人民不会犯错误，那么代表人民的权力也同样不会犯错误。
毛泽东一向反对这种理论。但是共产党现在仍大谈“人民”，十分明显，这意味着个人必 须服从全体人民。共产党把人民奉为高于一切的万物之源，于是就制造了一种气氛，使他们的权力可以不受限制地扩大。一切都奉献于人民，也就是说，奉献于统治者，奉献于权力本身。
共产党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但上海的中共官员公开声明他们不给“反动派”以出版自由。说句公道话，中国几乎所有的报刊向来都是军队、政党和政府办的。所以，共产党封闭许多报馆，也无非是做了我们在德国和日本所做的事情而已。上海和天津原来有几家独立报纸。这些报纸曾经不时激发公众舆论，使蒋政府有所顾忌。后来共产党允许这些报纸继续出版，正如他们也允许几家外国人办的报纸继续出版一样。但是共产党对报刊的基本态度，使人们怀疑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报刊批评他们的政权。
尽管共产党内绝非舆论一律，但是党的领导人和主管宣传工作的人员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应该为革命服务。毛泽东认为文学应该服从政治。解放区的一位著名作家同毛唱反调说政治应服从于文学。有些党员对他很恼火。但仍允许他不受干扰地发表意见。由于毛一再宣称不可能走“第三条道路”，于是宣传官员就附和他的调子，声称不存在中立的文学。他们说，所谓的中立文学统统是“伪装”的。
新闻自由是任何一场革命的生命线，就这一点来说，中国革命也不例外。
共产党在着手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时，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他们不仅需要改造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且必须改变人们的习惯、传统和思想。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随着物质条件的缓慢变化逐渐地改变自己的人生现。过去，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发展缓慢。但是现在历史不容许它继续那样极慢地发展了。
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道 德水准。但他们的美德本身却使人感到害怕。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任何反对他们的基本生活哲学的人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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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共产党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历史的需要。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他们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改造所有的人。这样一来，自由就受到威胁了。
但是“检讨”和“整风会”的目的常常不仅是为了纠正干部对群众的教条主义态度，而且是为了改变同党的政策不一致的个人信念。
可能要进行比蒋介石统治下规模更大的思想灌输运动。已经开始改写历史，尤其是关于美国在东亚活动的历史。
他们希望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而且看来他们决心要置社会权利于个人权利之上。